6月24日，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报告2013年中央决算。楼继伟说，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58.43亿元，加上2012年结转收入71.95亿元，2013年收入总量为1130.38亿元。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78.19亿元，完成预算的90.3%，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新京报》6月25日)

　　去年国企收入超千亿，只有65亿用于民生，这样的强烈反差令人吃惊、不解甚至不满。众所周知，公众作为国企的实际出资人即股东，有权获得合理分红。根据有关规定，国企分红是按照年度净利润的一定比例上交红利，虽然国企收入千亿不等于净利润千亿，但分红结果仍然与公众期待有很大距离。

　　直接用于民生的国企红利为何这么少？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笔者以为，应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去年国企上交红利的比例仍偏低。2013年中央国资预算收益上交比例分为15%、10%、5%和免交四类。其中的特例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收取比例提高至20%。国企上交红利太少，自然用于民生支出的钱就少。从今年起，在去年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有望增加民生支出。

　　其二，缘于国企分红制度不完善。尽管2007年出台的《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让国企从不分红到分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国企上交的红利具体怎么分配，相关制度则没有明确规定，国企上交的红利就有可能是“内循环”——以其他方式返还给国企，或者用于其他支出，留给民生的支出自然就很少。

　　其三，股东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公众作为国企的实际出资人、股东，按理说应该享有股东的相关权利，比如说知情权、监督权、盈余分配权等。但坦率地讲，公众作为国企股东，权利基本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国企红利多少用于民生，股东没有参与的机会。如果不改变股东的权利现状，恐怕国企收入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很难合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央企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少得可怜，地方国企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同样如此。以广东为例，据广东省国资预算案，2014年省属国企收益上缴给公共财政近16亿元，真正调入财政支持民生的仅约3.3%，绝大部分仍将以各种名目“返还”给企业使用。而从审计部门披露的审计结果看，不少国企违规发放福利数额惊人，而且是“屡审屡犯”。

　　在笔者看来，国企分红只有专注于民生才更有意义。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资产，国企分红理应直接回报股东；国企改革很多遗留问题都是民生问题，国企应还账；不少国企通过垄断资源获得收入，这种垄断加剧了民生负担，应为民生减负；解决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都差钱，国企分红是解决民生资金问题的有益补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国企分红只有直接补助民生，才能减少资金使用问题，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笔者建议，应大幅提高国企上交红利的比例。尽管有关文件提出，2020年上缴比例要提高到30%，但还是偏少，应提高到50%以上。国企上交的红利理应“专款专用”于民生，不应分散使用，譬如，可以建立一个“国企分红基金”，所有支出用于民生。同时，应该让13亿股东真正行使股东的权利，监督国企利润流向，防止利润分配不公，规避国有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