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息访而“招安”访民，为解决问题的初衷挺好，但若不走法治路径处理问题，注定解决不了问题。

　　据新京报报道，5年前，李华成是个“偏执”上访户；从2013年10月到今年1月，他接受信访局的“聘用”坐在办公室里，成了信访调解室的“李主任”；而如今他又站在接待大厅接待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访民……成都市民李华成的个人际遇被媒体聚焦。

　　从一个访民变成被信访局“聘用”的信访调解室“主任”，几个月后，又放弃这份“权力”重新做回了访民，农民李华成的两次身份逆转，堪称奇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戏剧人生？归根结底，在于当地仍未能用法治化手段解决李华成的信访诉求。

　　这样的“权力赏赐”，没有将问题纳入到法治框架下解决，也亵渎了信访，把权力当成议价的筹码，闹出了巨大的笑话。

　　访民李华成能够变成“李主任”，这样的“升迁”，不是因为他有上访经验，可以用其“独到”的经验来化解矛盾。而是因为他的上访行为，让当地政府部门付出了巨大代价，从地方形象到维稳经费都“让区里很头疼”。于是，才通过这种“招安”的手段，既降低成本，又能将他变成棋子工具，达到暂时不出事的效果。

　　应看到，在当下，一些敷衍愚弄访民的权力做派，极易被识破。“其实我是弼马温”，当李华成意识到自己头上被戴着的那顶“官帽”的真正分量，自然也就会回归访民的真实身份。这意味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的雪球还会越滚越大，由此，才让上访成为公共治理的不堪之重。

　　这种信访部门与访民博弈的过程，就是当前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一种现实写照。现在，一些地方处理社会矛盾，总是掉进“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晚解决”的思维怪圈，而简单以行政手段来解决这种矛盾，看似容易提高效率，可以暂时应对民众情绪和舆论压力，但也会透支公信，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困境。

　　把解决上访问题扭回到法律框架下，这才是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李华成受聘信访调解室“主任”后，职责就是“给访民普法、讲道理；劝说访民尽量走司法程序；向访民传达信访局工作难做的苦衷”。但轮到他走司法程序时，却被告知“还是适合上访”。这也道出了某种“不信法”的息访模式的困境。而若远离了法治路径，不将访民诉求纳入法律框架下，而是把权力作为赏赐的工具，最终传递不出什么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