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9岁的湖南乞丐朱得时，在乞讨时收留多名女子，这些女子至少为其生过12个孩子，其中8个夭折，2个被偷，只有2个留在了他身边，11岁的女儿至今没有上学。当地村干部称，朱得时生下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乞讨。民众曾为朱得时病重的孩子捐款，但钱都被他拿走，用于打麻将下馆子。（7月1日湖南在线）
　　
　　从某种角度来说，即使作为一名“职业乞丐”，朱得时也是一个失败者。很多像他一样利用脏兮兮病殃殃的老婆孩子乞讨的“职业乞丐”，已经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过上了比多数施舍者更富裕的生活，但朱得时“乞讨”这么多年，有时候“这孩子每个月乞讨就能给我创收一万多元钱”，却仍然两手空空，家徒四壁。这与他好逸恶劳的本性不无关系。
　　
　　朱得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贫困者的另一种样本——穷困潦倒却又好逸恶劳，正常的救济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本性，更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讨厌贫困，甚至反而喜欢贫困，因为恰恰是贫困让他们有了向人伸手要求帮助的“本钱”，而且伸手伸得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得时们也可以被称为“职业贫困者”。
　　
　　最不该陷入朱得时的生活之中的，或者说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不是朱得时，而是那些成为他的生育和乞讨工具的女人，和他与那些女人生的孩子们，尤其是目前还在跟着他的两个孩子——那两个被偷走的孩子，其生活恐怕都要不知比这两个孩子好多少倍。很明显，他没有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这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无心，孩子对于他的意义，更多的只是性的副产品和乞讨的工具。可是，孩子却不得不与这样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朱得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甚至是一个违法者——他没有让早已到了学龄的女儿接受义务教育。对于这样一个明显不称职的父亲，当地政府部门却显得无能为力。看起来这不是政府部门的错，因为他们并不是不想给朱得时一家提供帮助，也不是没有积极地做过工作。但是，现实是，无论朱得时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两个无辜的孩子却不该与他们应该依法享受的生活无缘。而这，恰恰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
　　
　　朱得时的女儿无法入学，当地政府部门却只能劝说朱得时，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强力保障女孩受教育的权利。这并不是要将问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部门的无能和无力，因为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仍然是欠缺的——既缺乏对当事人强有力的保护，也缺乏对责任人或责任部门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所以，必须在全社会达成“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共识，并建立起“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保障机制，才有望减少此类令人心酸的悲剧。
　　
　　文/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