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教育部发文详细解释高考加分“瘦身”规则。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近三分之一，天津等6省市取消了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所有省份均取消了奥赛省级赛区获奖加分项目，7个省同时取消全国赛区加分项目。(6月30日新华网)
　　
　　虽然共和国之初，高考就有“根正苗红”的加分项，但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加分项即被取消。随着独生子女成为高考主力军，千万家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勒紧裤带帮助孩子兼挑父辈理想”，高考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对高考的怨言、愤懑与日俱增，高考弊病不断被放大，甚至取消高考之声也甚嚣尘上。管理部门撑不住了，为弥补高考制度缺陷，制定了特长生加分政策。万没料到，高考加分政策的实践效果远背初衷，招来更多口水和非议。管理部门撑不住了，开始为高考加分“瘦身”。
　　
　　高考加分，何以从香花堕落为毒瘤？本来高考加分，是对高考制度公正公平之局限性的补充和修正，为何却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更大的不公平？
　　
　　首先是制定政策缺乏科学严谨的程序。加分政策推出前，没有进行充分的专业调研、社会调查、民意测验，也就没有机会充分听取赞同和反对者双方意见。譬如加分应当设置哪些项目？加分幅度多大为宜？加分细则是全国统一弊病大还是各自为政弊病大？加分实施中会有哪些可能的徇私舞弊行为以及如何防止？加分过程的透明性要求、加分结果的公示制度、对加分的质疑释疑、对涉嫌徇私舞弊的举报奖励、对徇私舞弊行为的惩罚措施，诸如此类。没有这番功课，严谨性就无从谈起。漏洞百出的政策难逃失策厄运。
　　
　　其次是对“权力尚不在笼子里”没有足够的估计。不宜下放的权力下放了，导致各路诸侯各显神通。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共14项，而各地的高考加分优惠政策多达192项。有些地方有三好生加分，有些地方有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有些地方有见义勇为加分，还有眼花缭乱难以枚举的体育特长加分。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引进的高端人才子女高考加分，教师子女报考师范类院校加分，劳模子女加分。如果说后三类带有显性拼爹的性质，那么前面几类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带有隐性拼爹的性质。权钱渗透，防不胜防。
　　
　　再次是利益驱动各个集团大显身手。高考有了加分的尚方宝剑，俨然成了香饽饽。除了体育部门外，公安、民政、计划生育、工会、残联、民族委、外事等10几个部门和单位，纷至沓来，找关系，说厉害，要求教育部门出台与己相关的高考加分政策，使得这些部门凭添权力拐杖，也为有心谋私者凭添寻租空间。多少考生曲线救国成了少数民族考生？多少考生拐弯抹角成了体育特长考生？其中细节不得而知，可是规模之大令人惊愕。2013年北京市加分考生高达报名人数的18%，可见一斑。另外奥数加分，刺激“奥数考试经济学”，同样不言而喻。
　　
　　最后是社会个人征信系统没有建立与完善。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证明，没有终身伴随的个人征信系统，没有“诚信者比不诚信者更划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机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总是诱导人们趋向于为了利益而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者趋之若鹜正表明实际上的铤而无险。与假冒伪劣产品之肆意泛滥、贪污腐败者之侥幸心理一样，如果弄虚作假骗取高考加分代价不大，何不赌他一把？只要想想，冒名替考、冒名顶替上大学，要比骗取高考加分更难、显得更丑陋，依然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一旦高考加分口子乱开，结果会如何？
　　
　　由此看来，高考加分对国家高考制度的公正、公平之威胁、危害性，教育部尚无足够的认知，所以高考加分之“瘦身”依然不够铁腕。为了维护国家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权威性，加分设置的权力必须收归教育部；加分项目必须统一地全面瘦身；无法实现起码公平的加分项目一律取消；加分的规则需要严谨细化；加分操作过程必须透明；公开信息必须详细规范；对于徇私舞弊的加分案件处理，应当严厉惩罚操作者，而不是考生。同时，给予高校同地方招生办的博弈权力，认同招生高校对高考加分的“不认可权”。
　　
　　文/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