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年，江苏睢宁县再次被舆论包围。此次引爆舆论的，依旧是“信用”二字。该县4年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时，由于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已被讥为“发放良民证”。但是之后，该新政并未被废置，而是从高调推进，转为低调执行。回顾这4年执行情况，这项关乎睢宁每个人的信用制度，却鲜有人知道，而它竟然还要继续执行。当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叹：“睢宁的政府版征信，在原点就有问题。”（7月2日《新京报》）
　　
　　一个人的诚信度如何，体现于他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只有第三方的评判才可能尽量客观、中正。征信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为银行贷款服务，所以，需要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6条也规定，征信机构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设立条件，还要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管部门的批准；而由睢宁县政府主导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显然主体不适格，涉及角色错位。
　　
　　睢宁县官员艾丹说，推行“政府版征信”的初衷，是因该县曾经民风失信严重，意在“纠正民风、官风”。但在现代社会，政府得依法行政，进行社会管理；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并不能自居“父母官”的位置，视民众为“子民”，带上副“老花的道德眼镜”，对民众强分“贤愚不肖”，三六九等，进行区别对待，诸如“A为诚信、B为较诚信、C为诚信警示、D则是不诚信”，等等。
　　
　　由于在政府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民众处于行政相对人的位置，可谓利害攸关，而公权力又有着天然的扩张倾向，由政府主导推行大众信用评级，势必会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譬如，对于“获得信用加分可优先低保评选等款项”，就有学者质疑“低保是针对贫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贫困有何关系？”，那就涉嫌加设申报门槛了。又如，一个人因没遵守交通规则被罚分，并不意味就会借贷不还；若是因此影响他其他社会活动的进行，那就属于扩大个人责任，有违“一事不二罚”原则了。
　　
　　由于睢宁县的“政府版征信”，逾出法治轨道，带有强烈德治色彩，因而“二律背反”严重，实际执行也就必然令人无所适从；所谓根据信用等级高低设定的相关奖惩，自然也就流于凌空虚蹈，难以落实。譬如，当地有官员称，执法部门发现有商户售假，“只能依靠国家相关法律去执法，不能说你信用到了一定级别我就吊销你的营业执照，这是违法的。”又如，当地一家银行负责人称，银行批贷会查询央行的个人信用记录，“我们银行有时也会去县征信办调取申请人的信用记录，但很少以此为据。”
　　
　　睢宁县的“政府版征信”，究其根本，是角色错位、混乱，就如一个人穿着现代的西服，脑后却拖出根清朝的辫子来；二是，涉嫌公权力侵犯私权利；三则，由于自身“二律背反”严重，导致凌空虚蹈，无实际可操作性而言；四是，从之初投入开发大众信用评级系统的80万元公帑，到四年间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都是不折不扣的行政资源的浪费。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项逾出法治轨道的“新政”，在遭遇强烈舆论质疑后，竟又还悄悄潜行了四年，而且据睢宁县征信办称：“对于个人信息，政府收集还会继续”，——如此一意孤行，究竟要“拉倒车”到何时？又置民权、民意于何地？
　　
　　“政府版征信”？还是早点把“道德眼镜”摘了吧！
　　
　　文/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