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安全之争始终未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国内，对于转基因农产品，专家和民众的看法截然不同。

　　育种专家列举转基因的诸多好处和产品的安全性，而民众和媒体严重质疑，认为转基因产品既是非天然的，那就是危险的，甚至推测背后的利益和阴谋。当专家举证美国人吃转基因农产品多年了，马上又有媒体人反证：大多数美国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的，何况在美国可行就意味着在中国可行吗？

　　其实，转基因的争论早前就有一波。上世纪，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导致了转基因技术的产生，大大提高了人类对于动植物定向育种的能力。而转基因之争在科学界发生时，双方依据实验数据说话，在论争中形成了涉及毒理(包括生殖遗传影响)、营养、过敏的食品安全评估和涉及生态效应、基因扩散等方面的生态安全评估规程。反对者曾报道转基因食品致癌、致不育、致内脏功能异常，转基因作物对非目标昆虫产生影响，或者转基因可能通过花粉获得扩散，但不久都被证明实验设计存在问题、数据不可重复，因而结论不成立。这些论争都在科学的轨道，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依据着客观的标准和数据。

　　不过，当这一论争发生在网络，发生在专业人士与网民、媒体人之间时，一切似乎开始变味了。一方携学术专业告诉对方科学结论是什么，另一方从利益说、阴谋论等出发进行反证。结果是，论争的双方既没有共同的逻辑和标准，更没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和立场，论辩焦点在核心问题之外不断漂移。即使把“隔空对打”的论争方式换成当庭激辩，除了拼论辩技巧和公众影响的高低之外，没有实质意义。道理很简单，科学论争还是应该回归到科学的轨道上。

　　科学当然是在论争中进步的。譬如在18世纪末，意大利物理学教授伏打和解剖学教授伽伐尼关于金属产生电和生物产生电的论争，导致了电池的发明和电生理学的诞生，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科学的论争依据数据和逻辑，越辩越明。但如何看待“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争论呢？以科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争为例：在1860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上，博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就达尔文的进化论展开了辩论。威尔伯福斯质问赫胥黎：“你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赫胥黎给以有力的回击，指出对方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之一，就是把政治、科学、艺术等领域交给一小部分人按专业的方式去做，遵循规则，对民众负责，为民众服务。科学家应该用专业的知识去传播科学和理性的精髓，让科学获得最广泛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一种担当。而科学家的辩论对手，应该也是科学家。因此面对公众的不解和抵制时，专家们更应该直面民众，传递自己的专业考量和理性思考。

　　目前科学界在面对商业广告直接把“转基因”作为负面词汇时，往往集体失语，既有逃避责任之嫌，也容易给公众造成误解。实际上，对于转基因安全之争的具体问题，科学界和科学家们在厘清科学界内部和科学层面的争论后，有必要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用自信的心态去释疑解惑，获得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