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信支付的新年“大撒把”开始，演化到如今三天两头在手机上刷出的不亚于垃圾信息的存在，“抢红包”俨然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营销的主力方式。

　　当第一次听到微信利用“抢红包”手段来推广自己的支付工具时，我也惊叹于策划者的“创新”能力；但很快，我对这种做法感到憎恶。在我看来，如果由微信发明的“抢红包”能被称为天才策划，那么同样利用人的贪欲而发迹的种种庞氏骗局也该被盛赞，它利用的完全是人心理上的同样元素。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有企业愿意慷慨施舍当然是好事。但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用户的选择就是选票，这个市场逼死谁养活谁，选票说了算。对比一下，“抢红包”倒贴钱式的推广，跟一个包子换一张选票的贿选有多大区别？市场“贿选”的结果，则是该存活的企业该发展的应用被排挤打压，直至消亡，而“行贿者”则做大。

　　行贿者背后的依托，往往是财大气粗的金主。长此以往，资本决定论就占了绝对上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企业模式和市场环境带来的发展变革原本应当是“去中心化”的，但在资本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互联网产业朝着BAT三寡头的方向越走越远。创业者必须站队，对寡头投怀送抱。不站队的，要么太小，要么被猎杀。甚至标榜自主生存和观点独立的诸多自媒体人也在越来越明显地站队，一方面吹捧自己的金主、一方面口诛金主对手。这也是自媒体上演的口水战愈演愈烈的原因。

　　在良性的市场，假设创造一个新产品如果需要100万，推广到目标客户群需要400万，那么500万就可以实现从点子到用户的转化；而在被资本决定论掌控的恶性市场，为贿赂用户，轧死对手，创造产品也许只需要100万，但推广出去赢得用户却需要10个亿。两相对比，相同数量的资本能实现的用户福祉大相径庭。

　　在这种模式下，全中国创业者都上了资本的当。恶性市场模式极大增加了创新转化的成本，抬高了创业的门槛。前不久，黑马会的导师姚劲波在创业指导中“语重心长”地说，若干年前，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是可行的，现在乃至未来，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断不可行。讽刺的是，日前，姚劲波的58同城也接受了腾讯的招安，成为“寡头政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那么，到底是谁在抢谁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