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河南省通报了杞县、通许县高考替考舞弊案件的处理意见，10名被替考考生，给予取消各科次考试成绩、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3年的处理；对教育系统内相关涉案人员，也做出了相应的处分；对被替考考生5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家长给予撤销职务处分，5名一般公职人员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两县教体局长、副局长和两县分管领导也做出了处理。（7月9日新华网）
　　
　　笔者与众多网友的意见一样，认为处理偏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尤其令人困惑的是，通报居然没披露被处理者的姓名，这样的处理能说是“严肃”吗？譬如那5位家长。案发后，公众迫切想知道5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家长姓甚名谁，在何处高就，担任何官职，但当局在调查过程中一直替他们保密，直至宣布处理结果，仍为他们保密，这也太手下留情了吧？
　　
　　当局不公开5名家长的身份、官职和名字，其中必有蹊跷。这么做自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当局是在为他们预留后路，为他们有朝一日复出或异地为官预做铺垫。现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撤了他们的职，但只要名声没搞臭，外界就无从监督，到时即便东山再起也神不知鬼不觉。
　　
　　这么一桩举国关注的通天大案，岂能不让全国民众知道作弊者何许人也，被处理者的身份、姓名？这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处理通报无“严肃”可言，更像是在糊弄公众。
　　
　　由此我更加坐实一点，即此次处理实为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处理结果不仅对作弊者没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而且对潜在舞弊者的震慑作用也很有限。
　　
　　如此我们不难找到高考作弊案何以年年都要上演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处罚不到位，惩处力度不够。不能说，高考制度不严密，监考（包括惩处）条例不严格，考风考纪教育不重视，但由于这些年各地对暴露出来的作弊案处理不严肃，对当事人尤其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惩处偏轻，助长了高考的作弊现象。
　　
　　众所周知，晚清政府很腐败，但不能不承认当时的科举考试还是较干净，这得益于清政府制定的针对科场作弊的严刑峻法。以鲁迅祖父周福清为例。1894年，浙江举行乡试，周家的五户亲友均有人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便凑了银钱一万两，恳求他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周也想借此圆儿子的举人梦，遂给殷如璋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事情败露后，周被缉拿归案。虽然其行贿未成，且有自首情节，但光绪皇帝仍下了一道谕旨：“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后来算他命大，没被处决，坐了6年牢，放出来了。从此家道就衰落了。
　　
　　那5位被替考考生家长所犯之事与周福清类似，都是想用钱去打通关节，不过性质更恶劣，案发后也无自首情节，但只得到一个撤职处分，免除了牢狱之灾不说，连姓名都不通报，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难以服众。
　　
　　同样，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几位校长、副局长、局长、副县长的处分大多是党内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最重的也就是撤职处分，而且无一例外都不点名。
　　
　　要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和公平性，首先必须加大从严惩处力度，党纪政纪处分要有，但更要有刑事处罚，非如此就不能达到震慑和以儆效尤的目的。
　　
　　文/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