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先逼良为娼再抓嫖

高校科研项目（纵向）经费使用环节流程图。 （曾子颖/图）

　　套取劳务费的红与黑

　　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个将老师由君子变成小人的，则是在科研中，是否应该认定教师的“劳动报酬”。

　　“我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时，人家财务人员告诉你，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王亮说，这是最让他生气的。

　　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因为高校教师已经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包括工资和福利），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

　　这一点，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中，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美国，拿满全年12个月工资的高校教师也不允许从课题中获得报酬。

　　“你看看人家美国教师的工资是多少，我们的是多少。”王亮对此不以为然，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全球的大学教师薪酬排行中，中国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三，而刚开始工作的青年教师工资，甚至全球垫底。

　　“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讲师，他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工资，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

　　从德国回来时，何渺获得了学校给予20万安家费的承诺。但入校后，才被告知，这20万如果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要收取25%的税，人事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选择用横向课题立项的方式避税。他觉得这事儿“很拧巴”。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系里前几年从美国引进了一位教授，刚回国就申请到一个八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以行内眼光看用不了这么多钱，也没见出成果，教授们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广东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说。

　　但对于那些“为了推进科研工作采取的灵活性手段”，有受访者表示，“要相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自觉的，不会放开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觉。”

　　对于高校教师的自觉，福建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章羽说，“不是管得严就能解决了，你看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也没见人少拿，横向经费管得那么松，也没有多拿，这说明教师还是有自觉的，不是严不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拿的问题。”

　　章羽补充说，“一方面是教师觉得没有收到应有的报酬，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

　　“这个制度，就是让人造假。”王亮说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无所谓。

　　逼良为娼？

　　“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如果不是为了职称和考核，我根本不会申请课题。”王亮接着说。

　　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普遍身处的现实，职业的上升通道，与能否申报上课题，以及课题的重要性，直接挂钩。

　　所有教师，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学校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课题，或者能为学校拉到8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

　　来到这所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另一所大学授课多年，他喜欢教学，对科研兴趣乏乏，当了十一年的讲师。但年岁渐长，毫无所成，他不得不正视原来的“消极”。当年一起读博的同学毕业两年后就评上了副教授，就是因为课题做得好。王亮决定要“有点上进心”—申请课题。

　　后来，他真的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这并不容易，以2013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受理有效申报28678项，但最终只立项3826项。

　　“可能是我课题里有‘和谐’两个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发现，申请到了国家级课题真的好处多多，即使教学或者发论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学校也不会追究。

　　事实上，由于申报成功的课题数量，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总是最积极要求教师进行申报。

　　每年，作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学都会召开一次盛大的申报课题动员会，学校领导在台上讲话，说要办研究型大学，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标志，大家都要申报。在学期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会把每个学院争取的科研经费、项目立项成果都张榜公布，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学院会受到校长点名批评。

　　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身处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高校，科研实力并不出众，但越是这样，学校领导越是希望能够申请到课题，给学校带来荣誉。

　　在任何场合，只要碰到领导，何渺就会被叮嘱，“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学校领导则在开会时不止一次发出豪言，对于有希望的申报题目，学校会做好“后续工作”，“该跑北京跑北京，该走专家走专家”。

　　当何渺首次听闻“后续工作”的提法时，他觉得很奇怪，“就像学生去考试，你说考得怎么样不重要，‘后续工作’才重要一样。”

　　何渺觉得奇怪，但校领导则言出必行。今年，一个有希望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校领导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评委、请托、游说，反而是课题的申报者，待在学校里无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他也得在申报的道路上奋进，他联系了自己在德国的导师，征得对方同意后，联合申报，希望能借助老师的名气，一举拿下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他将申请的表格翻译成德文，发给老师。一个月后，老师却回复要退出联合申请，理由是填报这样的表格让他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他不信任这种被对待的方式。“老师感到不舒服，觉得伤害了自尊。”

　　（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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