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性丑闻爆料者：特工常潜伏使馆和外企

美国国家安全领域著名调查记者罗纳德·凯斯勒。

凯斯勒即将出版的新书《特勤局揭开总统隐秘生活》。

罗纳德·凯斯勒

　　美国国家安全领域著名调查记者，先后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任职，曾获多项新闻大奖，与华府和情报部门有紧密关系。著有20部关于美国情报部门和白宫的著作，最新著作《第一家庭秘闻：特勤局揭开总统隐秘生活》将于8月出版。

　　凯斯勒的报道和著作曾曝光美国情报部门多起重大丑闻。1993年，他的著作《联邦调查局》揭露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塞辛斯滥用职权，这直接导致塞辛斯被克林顿罢免。之后，他在《联邦调查局秘史》一书中首次用有力证据证明水门事件中爆料者“深喉”是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2012年，他更连续曝光两起重磅丑闻，一起是特勤局特工在随奥巴马出访美洲国家时招妓，另一起则是中情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的三角恋，这直接导致彼得雷乌斯辞职。

　　17日，中情局德国站站长黯然离开柏林，他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7月初，德国联邦情报局一名雇员因涉嫌以“双面间谍”身份向中情局提供情报而被逮捕。中情局为何会找盟友下手，如何在海外“潜伏”及发展“谍中谍”？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美国情报领域资深记者罗纳德·凯斯勒。

　　亚洲盟友也是中情局谍战对象

　　新京报：有报道称，中情局在德国政府招募了10多名间谍，这是事实吗？中情局为什么会对盟友进行间谍活动？。

　　凯斯勒：对于这个数字我不能确定，中情局确实雇佣一些有利用价值的人作为得到机密信息的渠道，这涉及很多国家，只有少数例外，例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中情局监视盟友有很多原因，首先，可能因为这些盟友不总是盟友，例如政府更替，以及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是美国的盟友，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不是。就像德国会与伊朗和俄罗斯打交道，美国想知道其中的情况。反过来，这些国家也监视美国，就像以色列监视美国，美国也监视以色列。美国也会监视其在亚洲的盟友。

　　中情局特工并非都像007

　　新京报：你曾经采访过很多中情局特工，你觉得他们是怎样的人？

　　凯斯勒：站在美国的角度上，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每天都在高危状态下工作。我采访过很多秘密行动特工，虽然思维敏捷，但他们不是詹姆斯·邦德那种类型，他们都是看上去很平常的人。在家庭生活中，他们需要向家人隐瞒，甚至会让家人怀疑有外遇，因而导致关系紧张。

　　中情局四大机构（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的特工我都采访过，他们各不相同，例如，电脑分析师比专案官员活泼多彩。四个机构各有自己的文化，他们都会向情报总监汇报，但他们就像比赛对手，互相竞争，生怕别的部门知道自己的秘密，也怕自己的地盘被缩减。不过，这不影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进行合作。

　　新京报：中情局如何招募新人？该局有一个秘密行动处，他们是中情局最优秀的特工吗？

　　凯斯勒：这倒不一定，各部门都有各自领域很优秀的人才。有些部门确实需要专门人才，例如情报分析部门，需要电脑天才。但像专案官员就会范围很广，他们会在校园招聘毕业生，这点和联邦调查局偏好有工作经验的人不同。

　　新京报：通常人们会因为怎样的原因加入中情局？

　　凯斯勒：一些人想成为专案官员，因为他们崇尚冒险、詹姆斯·邦德、做秘密行动人员，以及使用先进的间谍科技和仪器。但事实上，他们要保持理性，因为成为间谍后可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必须要服从组织的信念。

　　中情局特工常潜伏使馆外企

　　新京报：中情局如何招募双面间谍，哪类人容易成为目标？

　　凯斯勒：中情局特工通常会评估哪些人易于被击破，例如，有资金困难和对个人工作不满的人，这样中情局特工会逐渐接近他，并与他做朋友，通常会用金钱收买他，这会使被收买的人更脆弱，因为双面间谍不想让此事泄露。

　　对这样的人，中情局会由专案官员或情报官员负责招募，他们会以外交人员的身份被派往国外，在使馆工作，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作掩护，出了事也不会被起诉，因为有外交豁免权；另一种情况是以商务人员身份被派往国外，这种情况下没外交豁免权，比较危险。其所在公司的最高层可能会知道此人是中情局人员。因此，这种以商务人员为掩护的特工最好作为公司唯一代表被派驻海外。

　　这些特工最大的危险就是被捕，有时中情局特工会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被驱逐。如果你是有豁免权的特工，基本不会担心牢狱之灾。如果没有豁免权，可能会短暂入狱。美国通常会用被逮捕的他国特工交换中情局特工。

　　曝光中情局丑闻未遭封杀

　　新京报：你的著作《中情局内情》是中情局首次配合撰写的有关该机构的著作，他们为何选择你？

　　凯斯勒：首先是我的职业声誉，其次，我的新闻报道很有可信性。我还被获准进入中情局大楼，他们没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但确实检查了一些记录。我看到了为总统做每日简报的办公室，还在大楼里的咖啡店吃午饭。

　　新京报：中情局为你提供了这么多帮助，但是你却曝光了中情局长的桃色丑闻，你现在和他们关系如何？

　　凯斯勒：我确实这么做了，但依然和中情局保持良好关系，一些中情局人员会选择匿名和实名提供给我信息。中情局很明白这一点，那就是彼得雷乌斯局长确实惹了大麻烦，所以他辞职了，而当中情局工作出色时，我也会据实报道。

　　新京报：你认为中情局历史上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凯斯勒：最大的失败无疑是猪湾事件（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权发动的一次失败入侵），那是一次愚蠢的行动。最大的成功当然是击毙拉登，正是因为中情局特工找出拉登藏身地，国安局才能窃听其电话。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王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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