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鼓励“子随母姓”调整性别比例引发争议

    新华网合肥8月2日电 今年32岁的安徽农民王燕松和丈夫都是各自家中的独生子女。她在怀孕期间，得知县里鼓励“子随母姓”的新政策，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让孩子跟随母姓。在儿子出生后，取名王槿轩，王燕松也按规定获得了1000元的相应奖励。

    在2011年，王燕松所在的安徽省长丰县，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性别平等项目”中国三个试点县之一。该项目旨在倡导全社会关注女孩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发展，转变思想观念，提倡男女平等，遏制社会性别失衡。

    长丰县正在进行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随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我们希望慢慢地淡化父姓意识，淡化传宗接代意识，推进性别平等。”长丰县人口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告诉记者，对于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新生子女随母姓，乡镇给予每户1000元奖励。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近年来中国致力解决的难题。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男性人口69728万人，女性人口6634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0：100（以女性为100），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60：100。

    上世纪50年代，联合国认定出生人口性别比（每出生100名女婴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的正常值域在102－107。此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被视为异常。

    中国去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均值已超过117，位居世界首位。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要下降至115以下。

    安徽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高俊文认为，男女比例失衡意味着未来相应有这么多的男孩不能正常娶妻，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不容忽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刻不容缓”。

“我们这里的男女比例失衡太严重了。”龚存兵说，“几年前，长丰县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28：100，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孙子跟儿媳妇姓，王燕松的婆婆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度警告王燕松，“如果孩子姓王，那就请孩子的外婆带”。

“她能最终松口，非常了不起，这是很多年轻人都没法同意的。”龚存兵认为，在中国，影响性别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意识，其重要表现形式是姓氏的传承，长丰县的做法是在逐步淡化姓氏传承意识、降低男孩偏好。

    长丰县的做法引发中国民众关注。一些网民认为政策会对男女性别失衡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也有不少网民质疑这一政策的合理性，有网民留言说：“随父姓，随母姓，都可以，婚姻法早有规定，何须多此一举。奖励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你怎么看子随母姓”的调查，截至发稿前，约14000名网民参与投票，六成认为“子随母姓”很难挑战“随父姓”的传统，约28％的人认为“都是自家娃，随谁姓都可以”，约12％的人支持“子随母姓”的革新。

    面对争议，龚存兵表示，这是现阶段的一种引导措施和激励机制，当地政府对于随父姓还是随母姓没有任何干涉，也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终极目的还是从思想上根本改变性别不平等的认识。

“外界没有全面认识我们的工作。”龚存兵说，除了“姓氏革命”，长丰县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有关部门还推进公厕变革、民风民俗变革。具体来说，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在公厕建设、改造时，男女厕所蹲位数原则上按照1：1．5以上比例设计；在引导村民修改村规民约时，梳理出带有歧视女性的条款。

    龚存兵说，7月30日，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评估专家陈澜燕就长丰第七周期性别平等项目进行了调研座谈，对长丰县的成果给予肯定。

    分析人士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任重而道远，仅凭类似“子随母姓”政策影响有限，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在打击“两非”、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一名基层计生官员认为，民间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两非”现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因素。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近日表示，产生出口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及“养儿防老”传统文化影响有关系。今后将通过提高妇女的地位，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利益保障，妥善解决养老问题解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同时对抽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进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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