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头疼如何赚钱，只头疼如何藏钱”，说这话的是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去年马俊飞东窗事发后，侦查人员从他位于北京和呼市的两处住宅中查获大量现金，包括8800万元人民币、419万美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当时马俊飞担任副局长一职刚22个月，在那段时间，他平均每小时“收入”近万元。

　　贪官贪污受贿，原本是难度很高、风险很大的营生，一般官员要迈出贪贿的第一步，都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要进行艰苦的自我说服，让自己相信，只要做得足够巧妙隐蔽，只要操作中尽量小心谨慎，就不会有多大的风险，犯事的几率就能降到最低。加之在现实中，一些官员看到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诱惑太大，往往让他们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认为现在到处都一样，你拿我拿大家拿，你一个人不拿就是你自己吃亏，你要拿了多半也没事，那些出事的大多是由于其他原因引发，所以我该拿的就不能客气，但拿无妨……

　　只要贪官还在努力进行自我说服，就说明他贪得还不算厉害，他的贪渎心理还算比较“正常”。这种“正常”的心理，还表现为他对自己贪渎的动机有清醒的把握，知道贪钱的目的是为了花钱，为了满足各种实际的享受。为此，尽管贪官们花钱不敢太张扬，不能轻易露富示富，但他们总会用贪来的钱进行相应的消费或投资，比如在大城市或国外买豪宅，或者让老婆孩子移民国外，等等。然而谁能想到，当一些贪官把擅权纳贿的生意做大做强，如何通过贪贿赚到更多的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他们却要为如何藏钱头疼，为自己有钱但不敢花而发愁。

　　贪钱本是为了能够花钱，孰料贪得太多，结果非但不敢花钱，不能享受金钱承载的实际利益，金钱反而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如何藏好钱、处置钱，竟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这个时候，贪官对钱的认识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把坐拥看“实体”的现金当作直接的、唯一的目的，每天亲眼看见、亲手摩挲到花花绿绿的钞票，他们心里才能踏实，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如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疯狂聚敛了4723万元巨款，他专门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来藏钱，最大的享受是把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数上几遍，然后“静静地欣赏”。这个时候，贪官贪钱的目的已经异化了，贪官本身也已经异化了——马俊飞、李友灿们是贪了很多钱，但他们其实已不再是普通的贪官，因为这些钱已不再能为他们带来通常意义上的好处了。

　　柳宗元的名篇《蝜蝂传》中，蝜蝂是一种“善负小虫”，“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以蝜蝂讽刺贪得无厌之人，“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马俊飞、李友灿这样的贪官，最头疼的事莫过找地方放钱藏钱，相当于整天把贪来的钞票背在背上（李友灿藏在北京家中的现金足有470多公斤），最后活活让钞票压垮压死，他们与见物就要、从不嫌多而“至坠地死”的蝜蝂，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贪官“只头疼如何藏钱”，被动辄几千万上亿的钞票压倒在地，这不是一个轻松的笑话，也不只是贪官自己上演的闹剧，而是应当让整个社会警醒的沉重悲剧。贪官贪贿巨额赃款，祸国殃民害人不浅，但到头来，他们自己何尝不也是所贪钱财的受害者呢？面对贪官为钱所累不堪重负的尴尬，我们更要反思反省的是，如何才能筑好篱笆，关紧笼子，让官员一开始就没有轻松“赚钱”的机会，直到退休也不用为“藏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