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渐次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复苏形势仍不稳定、不均衡、不强劲，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遇到了结构性阻力，增长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这也给新兴经济体，推动产业链合作，重塑竞争优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在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经贸将进一步加速融合。

　　从统计数据看，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低于5%，在内生动力不足、外需拓展空间不大、国内宏观调控空间受限、发达国家政策溢出效应冲击等因素交互影响下，主要新兴经济体复苏均遭遇到较大逆风。目前，印度债务风险较高；巴西受到通胀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疲弱的困扰；俄罗斯经济更是陷入停滞，地缘政治风险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高盛曾经把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归纳为几大成功因素：一是中国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陡然上升；二是长期去杠杆化和加强外部资产负债表；三是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上涨；四是稳定的通胀；五是不断下降的核心实际收益率。然而，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黄金赶超发展之后，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一个减速调整期，其背后固然有外部环境不景气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结构改革明显滞后。

　　总体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后发效益”的基础上，以丰裕资源或要素作为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以出口驱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蕴藏了两大结构性风险：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趋势的加重，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去杠杆化进入疲弱的贸易周期，新兴国家对中国出口减少。从巴西到亚洲新兴市场，一些对中国市场有巨大敞口的新兴国家遭到严重打击。那些依靠信贷超额增长和海外资金流入的国家形势正迅速变得严峻，巴西、印度和南非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增长疲弱、通胀高企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困境。

　　目前，新兴经济在危机前积累的财政空间也已经基本用尽，进一步以政府财政刺激为主的国内总需求拉动也不能有效推动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而通货膨胀隐忧依旧挥之不去，继续以国内投资需求为主的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遇到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应对复苏滞后的冲击。

　　在后金融危机的全球制造业大变局时代，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产业链，形成战略优势，同时通过提升产业链，扩大价值空间，及时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低技术制造业，是新兴经济迎接新一轮全球竞争最为重要的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通过彼此市场的进一步对接，扩大需求规模，利用垂直专业化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从而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链接创造条件。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受益于全球化和产业链合作，同样，新兴经济体的产业链合作也将大大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培育和延伸产业链。各国在促进制造业复苏的同时要十分注重产业链的延伸配套，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自主生产网络，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依靠在生产制造各环节、生产性服务等方面的产业配套优势，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贸易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仍有较大的进出口潜力，应当进一步加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产业链合作，实施“进出口定向平衡战略”，优化双边或多边贸易结构。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为此，中国应该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使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增强本国大企业、大集团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与控制能力，促进跨国生产网络、金融网络和流通网络之间的有效链接。这样不仅会提高中国整体产业升级的水平，同时也会带动财政、贸易、资本市场、自由市场、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等多领域改革，并促进整个新兴经济体产业链的加速融合。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