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简政放权切实落实到位，就根本不存在所谓“高风险岗位”。只要行政审批减少了，“实权岗位”的权力变小了，其寻租的空间必然收窄，其爆发职务犯罪的概率也必然会降低。

　　据报道，近日，国家发改委组织高风险岗位的200多名司处级官员分批去一些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官员们去监区、食堂、会见室等服刑人员生活的场所参观，部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从领导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过程以及这一人生重大挫折给亲人和家庭带来的伤害。

　　对发改委组织干部赴监狱进行“观摩式防腐”，我们首先得肯定，因为，相比其他职能部门，发改委是权力较为集中的高风险部门，而相比其他机关干部，发改委系统干部，也的确是身处高风险的岗位。而组织开展赴监狱参观的警示教育活动，从侧面也说明发改委已经意识到权力越大，所可能导致的职业高风险爆发概率也更大。

　　但是，在肯定之余，我们应该认识到，组织干部赴监狱参观，仅是预防腐败犯罪的辅助性手段，事实上也不是什么新手段，过去很多地方也曾用过，所以对于该消息，很多网民也不看好。因为既往经验表明，这些“观摩式防腐”不能说完全没效果，但也有案例证明效果有限。比如，有媒体报道，8月4日，黄石城建公司总经理陈新翔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而在6月25日，陈新翔还带领近70人参观洪山监狱。

　　所以，在这些辅助性的廉政教育之外，还是要在制度上想办法。既然权力过大往往与职业犯罪高风险如影随形，那么，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无疑可以结构性降低所谓“高风险岗位”职务犯罪的概率。

　　就权力较为集中的一些部委而言，历年以来，正是因为职能过多，成为地方政府和大中型企业“跑部钱进”的对象。因而，如果能够切实减少行政部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权，比如，诸如项目审批权、企业债发行、三农补贴等权力，完全可以下放或转移至其他部门和第三方机构，如此，相关高风险岗位的职业犯罪概率显然会大为降低。

　　事实上，只要简政放权切实落实到位，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高风险岗位”，因为，只要行政审批减少了，只要“实权岗位”的权力变小了，其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会收窄，其爆发职务犯罪的概率也必然会降低。

　　组织赴监狱“观摩式防腐”，关注的是官员贪腐的“内因”，但这个“内因”受很多“外因”影响。而权力过于集中，显然就是最重要的“外因”。在当前反腐加力的大形势下，相信很多官员耳闻目睹之下，也已经受到不少“廉政教育”，在此契机之下，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才是降低腐败“高风险”、预防职务犯罪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