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啃的骨头”
“清房”之所以棘手,正是因为复杂的裙带关系,违规占房者要么是“关系户”,后台很硬不好碰;要么则蛮横无理,惹不起;也有部分经济和生活困难户,不忍心“赶”。
对“钉子户”多次劝说无效后,今年7月初,张清印决定对战友余某“上手段”。
“他是我的战友,还是老乡,我心里很难受。”一个月前,张清印第一次登门劝其退房,一番寒暄之后,硬是被余某的爱人推出家门。
2005年,余某以副团职干部身份自主择业,部队多次劝“腾房”,余某则以孩子就近上学为由,赖着不走。
“这次要动真格的。”第一步,收回余某车辆出入证,也不允许其孩子乘坐部队的通勤车上下学。紧接着,部队派出水电班,断电、断水、封门。为免出现法律纠纷,“清房”现场还有人员肩扛摄像机全程取证。
麻烦随即而来,在京工作的几个山西老乡纷纷打来电话,希望能“放一马”。说情者甚至包括张清印的姐姐,“弟,你不能做得太过啊,以后还怎么回去面对乡里乡亲?”
为了对抗“清房”,余某则准备了饼干、方便面和几大包蜡烛……如此坚持一月有余。最终,在居委会威胁将停发社保金,以及辖区派出所的介入下,余某才将房子腾退了出来。
“清房”之所以棘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复杂的关系,违规占房者要么是“关系户”,后台很硬,不好碰;要么则蛮横无理,惹不起;当然,也有部分经济和生活困难户,工作人员又不忍心“赶”。
以往部队“清房”的指导思想是,和谐与稳定压倒一切,倘若违规占房者置之不理,工作人员就无计可施,鲜有强制“清房”的行动。
“这真是得罪人的苦差事。”张清印说,当初,很多干部宁可选择下基层部队“蹲点”,也不愿去刚刚组建的“清房办”。对抗激烈之时,工作人员家门上的春联会被人喷墨水,或者门前被莫名其妙地扔上一袋黑色垃圾,甚至有“钉子户”干脆带着铺盖卷,横躺在工作人员的家门口。
驻守东南沿海一线部队的团长周韬第一次上门做说服工作,眼角就遭对方“破相”,用大墨镜遮了半个月。
周韬调查发现,该部出现的违规占房者大多是“军二代”,也就是离退休或转业干部的子女、亲属:该部队工程师黄某已去世多年,其宿舍却被女儿转租出去,“难怪附近航空公司上班的空姐总是出现在家属院内”。
很多部队老干部在其退休或逝世后,住房由其子女继承,或居住,或转租,甚至出售。二手房市场上或租房网站上,不乏“军产房代售”、“军产房代出租”之类的广告。
“清房办”工作人员要求黄姓女子退房时,却被告知“没有房子住,拒绝腾退部队宿舍”。通过查证地方政府房管部门的档案,该女子原来在当地还有两套商品房。随后的强制“清房”过程中,怒不可遏的黄姓女子把周韬的脸抓破了。
“清房”干部苦不堪言,而不少违规占房者也满腹牢骚,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从潜艇部队,到雷达站,我把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都留在了部队,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家住青岛某部队的老蔡因强烈抵制“清房”,而得绰号“老赖”。
老蔡的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1999年,老蔡转业“不逢时”,正赶上地方政府的房改,停止福利分房,青岛的房价却一天天高涨,自然买不起商品房,一家三口只能赖在六十多平方米的部队宿舍楼里,几乎年年都要忍受“清房”之苦。
今年6月底的一天,老蔡的妻子接到邻居电话:“快回家看看吧,撬你家的门了。”
匆匆赶回部队家属院,铁制防盗门已被撬开,家电家具等整齐地摆放在大院的操场上,大衣柜上还贴有一张纸条,写着老蔡的名字。
“我走南闯北的时候,你在哪里?”“党性?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你跟我讲党性?你敢不敢和我讲功劳?”“清房”工作中不乏这样的对白。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张清印说,这些只是极端的个案,多数违规占房者最终还是接受部队的“清房”决定。
凡是积极主动退房者,部队也会施以“援手”:免费派出人员、车辆协助搬家:大热天,战士们爬上爬下把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等拆卸、安装好,再帮助老人调整好电视信号系统。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的退房者,部队还会适当发放一笔安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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