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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大清房：吃到嘴里的肉 谁也不想吐出来
“清房”影响着战斗力？
这几乎是全军普遍的难题：部队宿舍被违规占用，而符合分房条件的官兵却难以申请到住房，只能自己买房或在外租房居住。
“能否给两年时间腾退？”
“对不起，这是上面的规定，必须在8月底清退完成，望首长配合。”
《解放军报》2014年5月18日的报道说，浙江省军区一名原副部长，现已转业到地方环保厅任职，却被发现除在省军区占有一套老式住宅外，原来任职的湖州部队也有一套住房。
相较于过去，这场“清剿战”，作战范围稍有扩大，不再局限于以往离退休和转业干部。
“现役级别较高的干部，比如军以上干部，往往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他们会有多套房产，超面积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原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陈先义介绍，例如一名高级军官从广州调到上海，迫于颜面，广州部队不敢收回其房产，这导致“多地有房”现象尤为严重。
2014年5月，四总部的通知对领导干部“多地占房”等违规现象，有着特别的“关照”：军职以上干部装修期超过一年半、师职以下干部装修期超过一年原住房仍未腾退者，必须坚决予以清退。
对于领导干部群体而言，以往护身的“尚方宝剑”，这次难以抵挡高悬头顶的反腐之剑——主动“说清楚”、“交明白账”，辅以督导整改。正是因为事关军中前途，“清房”一声令下，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主动上报，退还违规占有的部队房产。
地处保定市中心黄金地段的100号院，是北京军区保定军分区有名的家属院。2006年，在老营区内部，部队以高标准修建了100号院。当时，在职机关领导干部和退休老干部，包括地方一些领导都各自分得一套房，剩余房子还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对外出售。
军分区司令员江永亮、政治部主任李大忠各自分得一套165平方米的房子后，他们又花钱购买了一套小户型。“清房”令下达后，二人住进军分区招待所，主动退掉军分区分配的大房子，以及自己花钱购买的小户型，各自还搭进去近10万元装修费。
“不舒服归不舒服，违规的事情当领导的必须先带头改正！”《解放军报》5月29日援引江永亮的话说。
“清房”之后，几家欢喜几家愁。
春节过后，广州军区空军某基地营区的公示栏内，张贴着刚清理出的两套住房的分配情况，两名机关干部兴高采烈地领到了宿舍钥匙。
这几乎是全军普遍的难题：部队宿舍被违规占用，而符合分房条件的官兵却难以申请到住房，只能自己买房或在外租房居住。
最近几个月，陆俊杰都会到西三环某部队大院的公示栏旁走上一圈，留心是否“榜上有名”。
1999年参军到北京，虽然调整为副营半年有余，已符合部队分房条件。但是，看到该部队后勤部门的待分房名单上，陆俊杰突然意识到，“看来是没戏了”。
这份待分房名单上，按照职务、军衔、军龄以及婚姻等实际指标排队打分，从高到底依次排列着几十号待分房人员名单，不乏“有家有口”的团级干部，也只能在外租房，而部队的家属楼却被很多陌生人居住着。
“房子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建设，影响了军心士气。”张清印说，部队中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转业。
陆俊杰也曾两次打报告申请转业。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卫星遥感专业，属部队成功引入的地方大学生，当年，一度被《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以典型广为宣传，岂能允许“典型”离队？
繁华的北京西三环地带，对于陆俊杰来说，房子不仅是栖居之处：同女友已相处多年，女友家人要求要想结婚必须在京有房，为防止女儿偷偷结婚，准丈母娘硬是把户口本锁在家里的铁柜子里。陆俊杰来自农村、每月不足五千的工资，购买商品房并不现实。后来，准丈母娘做出妥协，部队有住房也可结婚。
“房子已成为年轻军人扎根部队的一个重要部分。”副团级女干部刘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2年冬天，从位于北京北部昌平区的某场站调到总部机关后，大院住房紧张，刘蓉一家只能居住在原单位分配的宿舍内。
“每天上下班急行军。”刘蓉描述说，清晨六点一刻，叫醒孩子起床，一起坐上开往大院的通勤车。八点前，把孩子送到大院内部的幼儿园，再匆匆骑上自行车赶往办公室……下午五点半，再赶到幼儿园接孩子，坐上回场站的通勤车。其间，难免遇上北京晚高峰的大堵车，最通畅的纪录是晚上八点回到家。
“妈妈，我真的很累。”一次，四岁的儿子坐在班车上说完这句话，就睡着了。刘蓉说，倘若年底再分不到住房，将考虑主动申请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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