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湖北厅官李海华在原定被带走调查当天自杀，留遗书称对不起组织，请求组织可以善待其家属。1995年4月4日，北京市委原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有论者认为，涉贪案件不应该以“主角”自杀自动终止，应对可能的涉案人员、窝案串案其他人员继续调查。（8月18日《南方都市报》）
　　
　　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认知。理性之处在于：首先，如果因被调查官员自杀而终止调查，那就留下诸多悬念，比如，是官员畏罪自杀，还是另有隐情；组织调查方式是否得当；是否给官员带来了过度的压力；背后有无逼其自杀的阴谋，都成了找不到答案的疑问，乃至走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泥潭。因此继续调查，让问题水落石出，让真相大白天下，把“案件”办成“铁案”，既是对反腐工作的负责，也是对死者亲属的负责。
　　
　　其次，中止调查，可能让“利益共同体”得到保护，让那些饕餮民脂民膏和国家财富者逃脱惩处。这样，不仅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还可能成为一个可资效仿的样板：那些走投无路的贪官，很可能效法这种做法，牺牲个人，保护财产，为家庭留下巨额财富，以死的代价漂白罪恶的金钱。也许有人会说，贪官怎么会舍弃自己的生命？但这是毋需证明的命题，要不然，就不会出现畏罪自杀的现象。
　　
　　再次，因贪官自杀让追责烟消云散，不符合民众的意愿，不符合传统的价值。老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是说纵然一时躲掉报应，但由于其他无法摆脱的牵累，最后还是无法脱身，这和善恶有报一脉相承。如果“死了和尚死了庙”成了现实，那就让“种瓜得瓜”无所依存，结果让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混乱。
　　
　　其实对自杀贪官继续追责，内有党纪政纪的要求，外有实际操作的案例。所谓不追究刑事责任，只是说刑事责任的主体已不存在，判一个死人徒刑毫无意义，但这和“盖棺论定”并不矛盾。而一个干部盖棺论定，就得有清晰地组织结论才是。尤其是自杀，没有犯罪事实作支撑，凭什么说人家是“畏罪”自杀的啊？
　　
　　文/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