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茂名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当地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8月17日《京华时报》）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多年未提拔，抵押贷款而行贿，该镇长的例子令人心酸。不可否认，买官卖官，不是一个地方流出的脓疮，而是先有用人、提拔、公示、监督等制度系统性的崩塌，才会带来如此大面积的创伤。制度性建设也好、将权力关进笼子也罢，其实，都绕不过一个关键点：增加买官卖官的“成本”、破解其隐秘化。
　　
　　这个关键点，对应两个阶段。但凡根绝一项极其恶劣的现象，大而化之，无非是预防与发现。预防措施要周密合缝、不留死角；而发现则要迅速及时、事后严惩。对于买官卖官，对其预防之道，从经济学角度视之，就是增加买官卖官者的“成本”。买官卖官，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仕途晋升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握于一人之手；如果“点头权”分散至多人之手，或者是群众参议呢？即便买官者有通天财力，也无法贿选所有人吧。
　　
　　著名法学家蔡定剑曾说，怎样防止基层贿选？直选的范围越大，贿选的成本就越高，贿选就很难有效。这个道理可以推至官员提拔之上，当然在这里，并非说是要“直选”，而是建议对官员选拔，要脱离内部考核，引入社会评价机制。这样的方法，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践，例如对一些科级干部，如乡镇干部，对其考核，引入群众测评，并列为干部提拔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与开端。
　　
　　引入社会评价，其实也是破除“隐秘化”；不过，这里所指的“隐秘化”，另有含义。如果将媒体曝光的“买官卖官”案例，做一个统计，便会发现：买官卖官的潜伏期很长，其事发有着很大的偶然因素。茂名买官卖官，从新闻中得知，自2002年开始；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昭耀卖官，也潜伏了十几年。当买官卖官，已成窝案，一对一的行贿受贿、攻守同盟，如果对行贿人的提拔，再披上合规的外衣，局外人又如何一窥买官卖官里面的肮脏与龌龊？
　　
　　如何及时发现买官卖官？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其实，买官卖官，归根结底，为了一个字：钱。不管这钱是现金、字画、购物卡等，总归有迹可循，如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如果能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卖官者隐匿巨额财产的成本与风险便会加大，卖官者暴露的几率便会随之更大一些，买官卖官的潜伏期还会那么长吗？此外，对于买官者，如果现在仍然保持“罚酒三杯”式的惩罚，岂能有力斩断买官卖官的供需链条？
　　
　　文/温江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