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自觉。具体而言，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须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

　　政治须在特定价值框架中展开，否则就是野蛮的或毫无意义的;转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会治理体系，须有其稳定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国民认可，难以稳定而长久地运转。

　　那么在中国，这个同时框定政治、规范政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来，这不成其为问题。自西汉董仲舒推明孔子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经、尊儒。其具体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经义，因应时代变化，广泛运用各种知识，创制立法。历代制度不断变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国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历代所立之制，能长期稳定运转。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经义，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因种种内部、外部偶然因素，导致此常态变法转型机制失灵。而有中国历史之歧出，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轮番登场，争相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翻建中国。

　　毫无疑问，面对全新的技术、生产方式，面对急剧扩大的开放世界，与弱肉强食的国家关系，中国当然要变，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与国家治理技术;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的宗教、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就有两项根本美德：好学、包容。中国因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样性最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但在多样性之中，有个发挥整合作用的内核;在高耸而敦厚的大厦之下，有个坚实而稳固的地基。这就是儒家价值。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之格局为“多元一体”，“一体”就是儒家价值。没有儒家价值之整合、支撑，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定解体，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价值”一词不甚准确。孔子于中国古典文明陷入危机之时，删述六经。六经是中国之经，而不只是儒家之经。六经记录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记录了中国人最初走过的路。中国之道在六经中。任何人欲在中国设计、构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

　　现代亦不例外。过去百多年，国人尝试建立过各种现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虽维持而不稳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觉，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试图照搬他家制度。这种做法，在没有文明历史的小型邦国，尚且不能成功，遑论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诸多制度看起来现代，实与国民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敌对，自然难维系。后发国家现代政治失败的根源，都在制度与价值的冲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当转变心态：吾辈所努力者，不是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中国，而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治理体系，扎根于中国文明、体现中国之道、实现中国价值、反过来又由中国价值支撑之现代治理体系。它是现代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为此，必须从价值上、制度上恰当处理中西关系。正确的原则，无非是张之洞提出之“中体西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当保持开放态度，广泛学习、吸纳、消化外部各种有效的价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体，而这主体是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之道、中国价值支撑的。换言之，中国精英须以中国价值涵摄外人价值，以实现中国价值之新生转进;以中国之道涵摄外人理论，以建立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基于这两者，消化外人创设之制度，同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大胆自我创制，或可构建健全而稳定之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