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双面人生”：工作废寝忘食 生活贪污腐化

　　新京报：你在调查中也很关注官员异地任职的情况。

　　乔翠霞：以调研情况看，一半以上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曾两地分居，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觉得感情生活的混乱和异地任职有怎样的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异地任职是为防止腐败，但现在因为交通、通讯的发展，防止亲情上的腐败已大打折扣，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乏这种监督。

　　新京报：没有异地任职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就小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官员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建人脉网络已成官员“必修课”

　　新京报：问卷中有一个按在外就餐频率将对象从高到低排列，这一问题能反映出什么？

　　乔翠霞：通过看官员这一周跟谁吃饭，我们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级领导吃饭等公务比较多。

　　新京报：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一个因素？

　　乔翠霞：公款吃喝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觥筹交错中“搞定”。

　　新京报：你觉得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翠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这种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际应酬，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评价体系要回归正常”

　　新京报：你最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表达什么？

　　乔翠霞：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轨期，现在就是常态化，除了经济的中低速增长，社会的发展应慢慢步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式也该进入常态化。以往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曲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应该回归正常。

　　新京报：扭曲的是哪些？哪种状态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乔翠霞：扭曲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两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须有生活。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很难看到为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官员的评价体系应该发生变化吗？

　　乔翠霞：确实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式领导模范的思维定势，培育“新型官员”，官员形象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比如在做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希望把“德”这一块放进来。

　　新京报：但“德”这样的标准很难量化？

　　乔翠霞：确实，是很难的问题。怎么解决，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八项规定后，大吃大喝确实少多了，官员之前可能是不愿意应酬，但不得不，现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学生谈话，问八项规定后他们家庭生活有无改变，他们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家里人吃饭多了。这种家庭的回归，我觉得就应该是纳入考核的。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今后继续做类似的调查？

　　乔翠霞：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题目有价值，希望做一个大的课题，长期去关注官员群体，过两三年，长期追踪，比如通过追踪反腐形势给官员带来的变化，去揭示群体背后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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