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报道，8月29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发布了菏泽市副市长刘国生接受调查的通报。受此影响，某著名企业总裁取消了和菏泽签订投资协议的行程。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循常理论，尽管该企业方面一直与刘国生展开洽谈，但刘国生不是代表本人、本家庭，而是代表本市谈。刘国生在洽谈中的一切承诺必须恪守法纪，必须被地方政府、民意机关认可。如是，但凡双方已经达成了投资意向，无论刘国生个人的荣辱沉浮，都不再影响到投资行为的实际展开。

　　除非，洽谈中包含有浓重的个人因素。是否这个协议，暗中包括在税费、劳动者权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重大让步——逾越于法律法规原则、典章制度体系之外的让步？

　　近些年来，这类事屡屡出现，公共风险巨大。由此，凸现出权力运行的不够规范，弊端的起源显然在于权力的边界缺失。即法律法规、典章制度应该是刚性的，譬如劳动者权益、生态环境标准等等，必须是出于任何功利性目的也不能让渡的。边界既经确立，无论任何个人、群体做出个人或集体决定，竟决定要跨越边界，这决定都会因践踏了底线而不具有合法性。一经被发现，必然被定性为个人的渎职犯罪，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次者，纵然在边界范围之内，地方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必须更进一步地明确具体的自由裁量权究竟归属于政府、高级干部个人，还是归属于民意机关。譬如大面积土地的低价供应、大额度的税费优待等，其裁量权就显然是属于地方民意机关的。那是必须在辖区内广而告之，经广泛讨论、慎重表决后，才可以根据表决结果实施的。

　　如是，才有规矩可循，才可以成方圆，才可能保证公共利益的核心是民众。反之，必然陷入乱局。资方视地方政府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千方百计地讨好之、贿赂之，以撺掇其“卖爷田”；地方政府视资方为个人的政绩表、摇钱树，肆无忌惮地回馈以减免税费、逃避种种企业责任与义务的特权。由此，所谓“招商”便黑幕重重，不是拼良好的公共服务，而沦落为拼不同地方对于恶劣行为的包容度了。

　　这无疑更突出了明确权力边界的重要性。权力关进笼子，目标已精确，愿执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