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高调宣布清廉遭网友质问 公布自己有两套房

　　现实中，这种“战斗”的精神，也时不时地在他身上闪现。

　　他曾正面顶撞为某个当事人充当说客的市领导：“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滥用职权罪，你能保我吗？”

　　那位领导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何文凯懂得，在官场上，他的拒绝会被理解为更深一层的含义，“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他的‘战壕’里了”。

　　“不规范的权力就像一个魔爪。”他说，“随时随地可以伸向你的领域，对你正常的执法行为进行干预。这是最让人难受的。”

　　这样的现象不少。有时候，一个案子从接手到最后法院判决，求情和干预的电话就没停过。“打电话、发短信、递条子、找说客，方法应有尽有。”

　　他说，他一直在想尽办法咬住法律的底线。这股劲儿来自从业之初，法律带给他的震撼。

　　“第一次参与办案，就参与了死刑的临场监督。”他回忆，那天下着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场的路上，警笛凄厉的鸣响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让他瞬间感觉到法律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他还是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一名科员的时候，曾经为了依法办案，惹怒了一名职位远高于他的官员。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级别，法律的力量太过微弱。

　　那是一起盗窃销赃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单位却显出了力保的态度，迫于压力，批捕迟迟无法进行。何文凯决定亲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单位大门口被拦下，等了一下午，负责此事的官员才姗姗来迟。

　　听说何文凯只是一个科员，对方态度傲慢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事？叫你们市长、书记过来！”

　　何文凯说：“市长、书记都不是司法人员，而我是。”他的话激怒了对方，他被斥责为“嚣张”。

　　“你更嚣张！”何文凯也“发飙”了，“作为一个干部，居然敢抗法、敢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胆量抗拒法律？”

　　现在回想当时的勇气，何文凯觉得那是一种法律气质，不需要特别营造。

　　面对弱势群体，坚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思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时候，何文凯遇到过不少给他下跪的上访户，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曾有一对50多岁的农村夫妻，老来得子，却不想1岁多的儿子车祸身亡。由于缺少目击证人，在疑似车辆上并未发现碰撞的痕迹，且模拟实验也排除了这辆车肇事的可能，这对夫妻感到“有冤无处申”的绝望。他们召集了一群亲戚朋友，一大早就堵到了何文凯的办公室。

　　听完七嘴八舌的哭诉，何文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解释：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最后，由他带头，发动检察院全体同事给受害人家属捐了款。那次他捐了200元，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700多元。

　　“法律有时候就是冰冷的，即便同情，也不能法外容情。”他叹了口气，说道。

　　一名前同事回忆，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何文凯的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着，任何人来找他，都畅通无阻。

　　在微博上，他时常结合当下热门的案例向公众普法，还记录了很多案件的处理心得，结果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却极端自由主义。“根本还是人治。”

　　“人肉”事件后，他曾在微博上声明：人肉搜索从法律上讲，属于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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