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专家：怎样理解简政放权是政府自身的“革命”

　　中国经济网：今年还将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最佳的发力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薄贵利：给市场和社会多大空间，我认为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是作为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其行为是否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就是合理的、合法的，这是一个底线；第二就是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有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是一个边界；第三是这些主体的行为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在这三个前提下给予企业和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职权法定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权利边界，同时也是政府权力的边界。现代政府的职责是依法维护和保障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不能侵犯更不能随意剥夺这些主体的权利。

　　薛澜：经过前面7批、600多项行政审批下放以后，我觉得简政放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接下来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探讨，对要取消或者下放的审批进行分析。一个审批一旦取消，需要企业或者社会有相应的规制或约束机制来补充，使得企业自我约束，社会监督及政府规制形成一个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事前审批下放了，事中事后的监管能不能跟上来，也会有很大风险的。简政放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下决心打破“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死循环。

　　中国经济网：简政放权是否会造成“懒政”？如何理解简政放权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燕继荣：懒政是有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行政审批管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是事项管理的主要手段。取消和下放一部分审批权可能造成政府有关机关的放任不管。但是简政放权的关键在于削减行政审批之后，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并不等于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相反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制度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减法式的行动，但实际上还要做加法，加法的表现形式就是要有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更加细致、更加完善。

　　薛澜：简政放权导致懒政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原来政府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现在放在监管上。以前可能是在微观层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要加强宏观政策的研究指导。职能转变不等于说职能权削减。就中央政府部门来说，其人力资源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紧张的。第二，政务公开了，采用更加透明的工作方式。让我们看到政府的预算是怎么花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要想偷懒也不容易。

　　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但到具体履行政府职能时，服务型政府有时也需要采取严格的规制手段。比如一些城市采取的禁止醉驾的措施，虽然以很严厉的手段来执行，但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服务，它可以让大家交通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服务型政府可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使得政府公共服务更有效，有时用宣传教育，有时用市场调节，有时用法治规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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