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2、埃博拉疫区设计抓嫌犯
1985年出生的钱松(化名),2009年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在山东某市的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是行动组中比较年轻的一位。
今年8月在接到要去尼日利亚执行缉捕任务时,钱松的心突地一沉。尼日利亚地处西非,正是埃博拉肆虐的国家之一。“要说一点儿不担心是撒谎。”钱松说,但担心只是一闪即过,并没有影响执行任务,只是他没敢告诉家里人。
钱松等人8月30日来到尼日利亚,这次缉捕的外逃嫌犯是青岛一名涉嫌集资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李清,身高约有1米9,当过兵,练过田径。李清的老婆因为涉案被判无期,李清本人深知案子的严重性,2006年逃到尼日利亚,防范意识很强。钱松来到尼日利亚发现,大街上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当地笼罩在埃博拉病毒的恐怖之中。而对于行动组来说,在完成缉捕任务的同时,不但要面对埃博拉、疟疾等疾病的威胁,还要时刻提防无处不在的武装抢劫。由于尼日利亚枪支泛滥,大街上经常有人拎着自动步枪招摇过市,随时可能遭遇抢劫。
行动组在当地租了一辆车,车窗全用窗纱围起来,不让人看见车内情况。钱松说,一次在路口等红灯时,有人拿着一把自动步枪将前面的一辆车窗敲开,让他们吃惊不小,所幸持枪者并没有过来骚扰他们,行动组迅速驱车离去。
李清租住的是一个高档公寓,要进公寓必须经过两道门,均有持枪保安站岗。外人若想进入公寓,保安都会盘问找谁,并会通知事主。即使是警察执行公务,保安也要事先通知事主。而李清还在公寓周围设置了一圈铁丝网,网外面是一堵低矮的围墙,翻过去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一旦打草惊蛇,李清将会很快逃到马路上,导致缉捕失败。
行动组与当地移民局警察决定另辟蹊径。据调查,李清在当地雇了一些人做装修生意。当地警方以当地普通人的身份联系上李清,声称要做装修,双方约好到钱松所住的酒店谈生意。李清兴冲冲地开着车驶进了酒店院子,在酒店服务员拉开车门的一瞬间,3名便衣警察扑上去,将李清按在座椅上。
文斗
四成嫌犯被劝返回国自首
据统计,有40%的嫌犯是行动组或其他执法部门劝返回国自首的。行动组成员告诉记者,缉捕都是“以我为主”,行动组可以从自身出发制定和实施缉捕方案;但劝返则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只要嫌犯提出的要求合乎法律、合乎政策,要尽量满足。
谈判3轮嫌犯才同意见面
苏东是福建泉州人,199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逃往菲律宾。办理此案的是上海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苏东的一个远房亲戚,传达希望苏东回国自首的愿望。但苏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是否愿意面谈。行动组成员武文(化名)告诉记者,苏东的案子比较特殊,警方希望将其劝返,给其他在菲律宾的嫌犯一个正面示范。
今年9月21日,行动组赶往菲律宾。行动组先联系上苏东的一个远房侄子,向苏东转达了警方的意图。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总结起来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挟之以威”。具体到苏东案,由于苏东的亲属都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动之以情”很难。所以要告知只要回来配合调查,就能获得减轻、从轻的机会。办案单位会考虑其实际情况,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办案。如果他不回来,将会一直受到通缉。
第一轮谈判后,苏东没有露面。第二轮谈判出面的是苏氏宗亲会的一个副会长,比他的远房侄子近一步。但副会长担心在谈的时候苏东被抓,因此只是把意思转达给了苏父。
第三轮谈判面对的是苏的父亲。一见面苏父就明确表态,苏东近期不会回国。武文等人耐心劝说:“这是苏东一个说明情况的好机会,既然能说清楚,为何非要背一辈子嫌犯的名声?不应该放过证明清白的机会。”行动组还从法律上说明苏回国的种种利好。
第二天早上,苏东传过话来,答应本人见面谈。为了减轻苏东的心理负担,最后一次谈判行动组只去了两个人,都是上海的办案人员。这一次,苏东终于答应回国自首。
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时,行动组也会有分工,一个阐述回国的好处,一个说不回国的坏处。能答应见面的嫌犯,其实在国内已经通过亲属或朋友谈得差不多了,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反悔的情况。而且这些嫌犯心里也明白,既然联系到他本人,要想缉捕肯定也跑不了,所以也愿意回国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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