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 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协调机构”过多、过滥，令人瞠目的数据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的淡漠。（详见本报今日A13版报道）

　　这次，全国一次性砍掉13万多个政府协调机构，裁撤力度和规模，可谓空前。这表明,地方层面在简政放权政策落地上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裁撤只是精简协调机构的第一步，未来如何防止协调机构泛滥乱象死灰复燃，还需要更多思考。

　　根据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议事协调机构，应当严格控制”，其实并没有否认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合法性。而面对一些重大临时性任务和突发事件，工作难以分解到单个机构时，通过协调机构来居中调度指挥，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也大有裨益。只不过，当下公众对各类名目的协调机构“扎堆”确实存有反感。

　　协调机构泛滥表现为权力配置的冷热不均，很多协调机构要么抢手到陷入文山会海，无暇解决问题，要么只搭了个空架子，一年到头，未必能解决一个问题。在此乱象下，协调机构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初衷非但无法实现，反而有可能被滥用者拖累，既为一些贪污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还造成了政府财政的浪费。

　　这就跟炒菜需要放盐调味一样，盐少了，寡淡无味，放得多了，炒出来的菜又太咸，难以下咽，有的时候错把工业盐当食用盐，还有可能会闹出人命。设置协调机构也需要把握个“度”，既不让无用、滥用的协调机构坏了好菜，也不能因噎废食，放任职能部门“九龙治水”。此次各地大幅度裁撤协调机构，应该说，已经完成了“简政”的阶段性任务，但要真正产生精简机构的成效，还需要善用法治思维，让政府行政权力收放有度，这也是破除“运动式清理”困局的关键。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厘清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边界。协调机构减少，必然留有一些职权真空。职能部门非但不能因此陷入推诿扯皮，影响办事效率，反而应当清除对“特事特办”的依赖。必须将法律规定的权力收回来，列出责任清单，主动填补空缺，让“法定履职”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还需在如何放权上做文章。该不该设置，如何设置，不能是某个人、某次会议说了算，应该将之纳入规范化的审批、公示和监管程序。尤其是财政预决算、协调机构名单和运作动态等情况，更要向公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一些可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的领域，比如涉及教育、医疗政策落实的，不妨邀请第三方介入，帮助政府发现问题，督促其正确决策。如此，方能让协调机构符合制度初衷，为建设高效政府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