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路径隐现：首选三大藏匿地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外逃贪官数量：

　　官方数据尚无定论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

　　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贪腐主要领域：

　　外逃贪官握有实权级别呈现从高向低走势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外逃选择去向：

　　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加拿大成“贪官乐园”

　　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日前，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

　　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亚一起，同被列为贪官外逃的首选地。英国路透社8月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据报道，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该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李警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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