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正在承受转型带来的阵痛。蒋佳伽/摄
“哥,我杀人了。想办法给我打2000块钱,开户行……”
2013年12月20日,收到弟弟刘宝(化名)发来的这条信息,刘乐(化名)的第一反应是“遇上骗子了”。短信里刘宝还让哥哥替他好好照顾女朋友,刘乐仔细想了想,觉得弟弟可能是深陷传销组织不能自主。刘乐果断报警。
根据刘乐提供的信息,几天后,警方在山西太原市开发区的一家网吧里抓获了刘宝,原因是涉嫌故意杀人。原来,12月19日刘宝在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办五孔桥地区附近的出租房里嫖娼时,因被卖淫女胡某言语激怒,将其杀死。
在事发地五孔桥地区,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命案了,尽管如此,事情过去快一年了,附近的人提起这起杀人案,还是记忆犹新。与事发出租屋一墙之隔的租户小李告诉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五孔桥地区离海淀区五路居地铁站不过1000多米,两三个街区之外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像五孔桥地区这样原本是农村,后来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或半包围的地区被称为城中村。
“城中村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入,使得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学宾告诉记者,人员的混杂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困难,而且外来务工者的低收入和城市的高消费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冲突频发。
《方圆》杂志发起的“城中村法治生态调研”活动发现,在尚未改造完成的城中村中,“两抢一盗”等财产性犯罪高发;部分犯罪带有自救性质;城中村儿童权益保护往往被忽视;在城中村改造中,村级腐败问题突出。
贫穷滋生的“两抢一盗”
在山东省临沂市冬关村,随处可见“握手楼”、“一线天”,这里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缺乏统一的市政建设,往往存在消防隐患,治安情况不容乐观。
“小偷最多的一晚上,村子里能有十余家住户同时失窃。”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检察官卢清华说,由于村子里的外来租住户多,成分相当复杂,虽然按要求人人都要到派出所登记,但还是防不住层出不穷的盗窃、故意伤害和诈骗,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城中村为目标的犯罪团伙。
“比如有一年春节期间,西北的一个犯罪团伙流窜到冬关村作案,曾一度令治安人员及当地群众束手无策。”卢清华说,这个团伙除了几个首要分子是成年人以外,大部分成员是十六岁以下甚至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伙人专门盗窃,兼而抢夺,并专选治安状况比较差的城中村和人员拥挤的商品集散市场等地作案。作案时,未成年人负责具体实施偷盗,成年组织者则躲在远处观看。如果未成年人得手,成年组织者就过去收钱;如果未成年人失手被抓住了,成年组织者要么上前说好话为未成年人解脱,要么干脆一溜了之。
流动人口难以管理是城中村的犯罪查处困难的一大原因。在山西太原的城中村,今年1至9月刑事案件立案17844起,占全市刑事案件的73.8%。
“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处在无序流动的状态,外来人员的住址、工作单位变动,违法犯罪前科情况等动态信息往往得不到及时更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认为,人口信息采集机制不畅是治理城中村犯罪面临的一大挑战。
城中村发生的刑事案件往往以盗窃、抢劫、抢夺(即“两抢一盗”)等侵财型犯罪为主。“这与大多数城中村居民生活水平不高有关。”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检察院检察官韩进忠说。
进城打工者、小摊贩、无业人员……选择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大都为了低廉的租金而来,缺少稳定的经济收入。“居住在城中村的犯罪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小学、初中的文化水平,甚至有部分从未上过学。文化水平不高,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韩进忠表示,他们在经济压力下更容易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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