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禁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11月5日《大河报》）

　　一个朴素得无法再朴素的法治理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样的法治意识下，倘若对“民告官”案的审理，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哪怕“民告官”的胜诉率再低，也并不意味着司法的扭曲与不公；而舍此之外，即便“民告官”的胜诉率再高，也难有正义可言。以此来论，“民告官”胜诉率的高与低，并不能简单置换为公平指数。因此，“民告官”岂能以胜败论曲直。

　　然而，在现实中，“民告官”的胜诉率低，从10年前的30%降至现在的10%，甚至是一些省份的2%，并非“百姓无礼”，而是各种利益的干扰、各种权力的介入，让“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如三座大山压在“百姓”肩上，让“政府能赢就受理、政府不能赢就不受理”等潜规则横行。换言之，眼下的“民告官”胜诉率低，或许是“司法不公”所致。

　　如此现实下，审视《行政诉讼法》的大修，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保障公平与正义的前提。如新法明确行政机关“禁止插手”行政案件，就是意图破除权力的直接干扰；如民告官案“上提一级”的管辖分类，也是为了避免钱权的干扰；再如行政机关若不执行法院判决，可直接处罚负责人……类似做法，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制度回应。面对各种压力、各种潜规则，新法的修改，的确能给人以极大的信心与期待。

　　不过，具体的效果如何，仍有待现实检验。但很显然的一点是，法律是平衡人们利益最重要的武器，也是呵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权力能轻易取代法律，那后果的确不堪设想，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社会退步。众所周知，依法治国早已是中国最强音，而依法行政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这样的理念与看法，理应成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坚定的信仰。如果法律不能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那就意味着社会底线的失守与溃败。

　　不能让底线失守，就必须关注民告官的公平与正义。自然，就民告官的胜诉率而言，不患“低”而患不公。毕竟，要想让民告官的胜诉率好看点，并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民告官”胜诉之后，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执行到位”才是民告官胜诉的终点。简而言之，就“民告官”而言，不能只盯胜诉率，更要盯程序正义性与实体正义性。如果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立案不难了、审理不难了、执行不难了，那么无论胜诉率是高是低，公众都能接受，因为这呵护了最起码的公平底线，而这应成为眼下改革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