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释放反腐败最大红利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利益是促进反腐国际化合作的动力所在。加强反腐国际化合作，尤其是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就需要寻求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以期释放出最大的反腐红利。

　　为期两天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8日在北京闭幕，部长会达成六点共识，其中反腐议题尤为引人关注。据报道，在中方推动下，今年APEC加大了反腐败合作力度，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与经济议题相比，此次部长级会议在反腐方面取得共识引人注目。众所周知，腐败是一种全球性“病毒”，不仅污染权力与法治，侵蚀权利与公平，更对各个国家的政权稳定构成威胁，乃名副其实的“全民公敌”。但长期以来，由于各国腐败程度不均，法律和司法制度迥异，各国国内“画地为牢”式的反腐难以有效应对贪官外逃，跨境追逃追赃成为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

　　早在2003年，国际上就审议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由于不同国家反腐成本与红利的差异，在构建反腐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上，一直进展迟滞。以中国为例，目前已与38个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不在其中，而这些国家恰是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青睐的目的地。正因为此，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惩外逃贪官的瓶颈。

　　构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法律机制，道理谁都懂，但法律制度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一些国家之所以不热衷于此，既有本国司法制度的原因，也与他们从别国腐败分子外逃中收获的实际利益有关。加强反腐国际化合作，尤其是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就需要寻求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以期释放出最大的反腐红利。

　　此次部长级会议在反腐问题上取得共识，突出反映在中美两国的合作获得突破。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方开展相关领域的执法合作，只要证据确凿，美国绝不会成为贪腐分子的避难所。而考察美国态度，背后也还是基于利益的考量。国际反腐乃是一项合乎世界政治潮流的正义之事，美国自然能够从中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美国同样面临反腐的国内问题，在治理贪腐中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中国近来积极常态化的反腐动作，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能够释放出各方都能获得的最大红利。

　　利益是促进反腐国际化合作的动力所在，也是建立顺畅、共赢的反腐国际间法律机制的共识所在。应该看到，中国从今年7月开始开展的“猎狐2014”缉捕行动，已经在推动国际合作上取得斐然成效，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也正式运行。虽然在操作性的法律机制和程序衔接上，国与国之间仍旧存在诸多障碍，但只要不断寻求反腐的最大利益共识，就不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务实有效的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真正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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