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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市调查：力促司法“去行政化”

　　落实办案责任制有难度

　　不少基层检察官坦言，落实办案责任制确实有难度，检察官素质亟待提高。过去检察官办案时，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可请示副检察长、检察长，直到报检察委员会集体讨论。而落实办案责任制后，基本案件由办案组组长决定，很多基层的检察官不敢负责，心里有恐慌、顾虑。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认为，改革的成果最终都需要落实在办案责任制上。他建议，对现有执法一线检察官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心理素质及个人能力，让他们敢于担当责任。

　　对于边远地区司法人员的现状，也亟待关注和解决。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政法机关，缺员、断层、老龄化以及人员流失等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有的法庭无法组成合议庭。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院长马晓军对半月谈记者说，法院人员编制少，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在他所在的法院人数是87人，一线法官是44人，去年一年承担了2276起案件的审理。办案最多的法官一年要办140件案子，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办案过程中。

　　分类管理、内设机构改革有阻力

　　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焦成千说，检察院的内设机构改革一定要和其他改革同步进行，不进行机构改革，不去行政化，执法办案责任制就落实不下去。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要实现“省级统管”目标，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二难”问题亟须破解。

　　一是确定检察官员额基数较难。各级检察院检察人员的基数大，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为例，365名工作人员中有147人拥有检察官身份，104人拥有助理检察员身份，占总人数68.8%。基数大，因此需要制定出改革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进行改革。

　　焦成千介绍，九台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设定3年过渡期，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原则，逐步消化剩余检察官，过渡期内不再任命检察官。目前，九台市确认的检察官在所有人员中占到60%的比重，离省里规定的39%还有较大差距。“都有资质，谁上谁下让人为难。”

　　二是检察官的分类管理有难度。改革内容中将检察官分三类：检察官、助理检察官、行政人员。但实际操作中要落实到具体人头时，怎么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尤其是现在各级检察机关已有一大批拥有检察官资格，但在行政、后勤岗位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怎么推进分类管理是个难题。

　　于晓光等专家建议，检察官的员额确定应给下级充分的灵活性，同时需要较长的过渡期。其灵活性既要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案件多少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到原有检察官队伍员额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搞一刀切；检察官员额的减少可以通过提高准入门槛、自然减员等消化掉现有的员额，自然、平稳实现改革的目的。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明年开始，检察机关人数保留的比例总体不能低于现在的60%，省市县有一定区别。之后每年减少2%左右，大体经过5年时间达到50%比例比较合适，总之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同时，要有相当长过渡期，如5年达到什么程度、10年达到什么程度，逐步减少。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认为，对于过去曾担任检察官，而如今在行政、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员要合理安排，防止积极性受挫后影响正常工作。

　　人财物统一管理后保障有忧虑

　　现行体系下法院、检察机关经费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和省财政支持，以及同级财政保障。对于省以下检察院、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不少基层检察院、法院负责领导表示，统一管理后对于是否能够足额、及时保障办案经费有担忧。

　　“即使将来实现了‘省级统管’，如果基层经费保障不足，地方给予财力支持，最终检察机关还是不能与地方完全脱离关系。”焦成千担心。

　　除了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是普遍关注的话题。马晓军说，法官的工资待遇不算高，基层法院的晋升空间也十分有限，工作压力非常大。“以前出去说我是法官很自豪，现在很多法官出门不敢说。”

　　基层普遍反映，地方司法人员职级待遇较低、晋升空间有限，使得优秀人员向党委、政府机关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单位、律师事务所流失较多。不少新入职检察官、法官工作时间不长就考虑调动或者“跳槽”当律师。许多基层检察院、法院陷入边招录、边流失的“怪圈”。

　　采访中，不少基层法官希望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使他们肩负的办案责任和工资待遇相匹配，包括岗位津贴和退休后的相关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