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隐秘的痛——“被歧视”的艾滋病人

　　“我最早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时候，对这些防艾的工作人员，都充满敬仰。中国健康教育某研究所给我一个办公桌，可不许可我在他们的食堂用餐，这个事给我的刺激很大。”

　　就业歧视、就学歧视、医疗歧视甚至家庭歧视……艾滋病发现至今的30余年，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生存环境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艾滋病，我们的社会现在仍不够宽容……这篇稿件，就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HIV感染者，讲述他们确诊后最难过的一次“被歧视”遭遇。摄影：石光机责编：庹润翔监制：闻道刘 特别鸣谢：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

　　“我总在想，我大声地说出我是HIV感染者，大家都不害怕我，该多好！我多次试图让大家接受我可都失败了。本来同事相处很好的，我就心想告诉他们我有爱滋病也照样跟我很好，我就故意告诉他们，我想让别人接受我！可结果是被解雇。经理找我谈话说，同事们向经理反映说不愿意跟一个艾滋病人共事，他们要集体不来上班。经理说她也很为难，希望我能理解她。 当时经理还哭了， 所以我心软了。”

　　艾滋病感染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就业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同正常人一样有劳动能力，也需要吃饭和生活，可社会上似乎并不愿意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和机会。在我国就业歧视首先来自政府部门制定的公务员的录用标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把艾滋病抗体阳性者挡在了政府部门的大门外。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社会上能够接受艾滋病感染者就业的各企业和单位很少见，即使有些法律赋予了艾滋病感染者某些就业的权利，当这些感染者的隐私被公开后，企业还是会以各种其他理由辞退艾滋病感染者。

　　“毕业时我去一个中学试讲政治课，等我讲完学生都鼓掌。教学主任就拍板，就是你了，后面都不用讲了，我们不听了。校长还要求我写个保证书，保证毕业后来他们学校。这样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解决工作的。后来查出来之后，我也没有把就业协议送出去。当时校长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啊，我说不想去了。他说是不是你找到新的工作了，我说没有。他就再把它们学校说的怎么怎么好，说得我又有点动心了。我就问，那你们学校体检怎么说。校长说，我们是参照公务员体检，我说那可能我不符合要求，校长啪就把电话挂了。那是我第一次找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找工作。”

　　“为了在运动中不给别人带来意外感染的机会，我开始服药。但是，这件事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自己感染的消息在球队里传开后，队友们有的说最近单位要加班，有的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受伤啊等等，最后球队不了了之。其实他们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跟别的地方玩，我也觉得挺可怕的，觉得以后再也打不了球了……但是后来慢慢自己就想明白了，与其发火，不如试着去和别人和解，去尝试着和整个世界和解，最重要的是要和自己和解……面对苦难，你可以选择抱怨不止、歇斯底里，也可以选择擦干眼泪、自强不息……即便感染了，我也得努力去做一个‘高逼格’的感染者，你说，对吗？”

　　编者注：服药后，体内病毒载量将变得非常非常低，将不会传染给任何人。

　　“本少（少爷）就是疾控发函到学校泄密，班主任和系领导多次开大会通报我的‘光辉事迹’，被逼退学的。现在还记得回学校办退学手续时，看到的满黑板报全是关于艾滋病的宣传内容以及大家不屑的表情，还有保卫科老师冷笑着问我‘你就是得艾滋病那个？’的那张嘴脸，落得至今无一纸文凭，只能在社会上瞎混，唉！”

　　就学歧视大多来自学校老师，其他学生家长所带来的压力，家长们会嘱咐自己的孩子离感染艾滋病的孩子远一点，艾滋病感染学生就被学校歧视而孤立，有人曾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48.6%的大学生说自己和朋友们都害怕艾滋病，22.1%的大学生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应该被隔离，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大学生尚且如此。

　　“老师说，给你两套方案，你选择。第一是你出去休学，打拼两年；第二套方案，叫你单独住一个宿舍……现在独占一间宿舍也挺好的，晾被子没人和我抢阳台。反正（我）不能死，也不会死，所以整天沉浸在负能量中毫无意义，说不定哪天奇迹就会出现呢，病毒污染了身体，但污染不了心灵。从小被苦难打磨惯了，（我）有时都有自虐心里，让苦难来得更猛烈些吧，哈哈”

　　“当时医院下达了我的病危通知，医生说多则半个月，少则三五天。妻子偶尔来送饭，到之前会打电话说：我给你送饭来了，你上你的床，不许下来。（进来时）她戴着口罩，一次性手套，筷子都是一次性的。她进来把饭盒放桌子上说：吃完饭给我打电话，我来拿饭盒。”

　　艾滋病感染者除了要面对这些社会的主要歧视以外，还要面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歧视，甚至邻里、亲戚、家人。其实，最让艾滋病感染者痛苦的是来自于家庭的“歧视”。社会上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种种歧视态度会殃及其家庭，他们的家庭成员和他们一样，也要背负其沉重的心理负担。由此容易产生家庭不和，甚至导致家庭破裂。

　　“家里一来人，我儿子就说，妈你上那个屋呆着去吧。要按原来，家里来人我得迎出去。现在都不敢见人，不敢往人堆里凑。从130多斤瘦到80多斤，你看我这肚子大的啊，吃药吃的，一说我都嫌寒碜。”

　　“我大闺女有个孩子，去年上我们家住着来，我就说抱抱吧。我媳妇不让抱，说你洗手了吗。我扭头我就走了。隔辈人我也想疼啊。这个病查出来6年了，我一直在外头住，跟媳妇分着。”

　　“我们家那口子也是艾滋病，临死的时候高烧不退，脑袋疼，把那眼睛都给疼瞎了，腊月28人没的。亲戚朋友都来了，我炖了点粉条，弄点猪肉。亲戚说是同情我们，不吃咱们家饭。其实就是怕吃我们家饭招上病，这我知道，丧事也没办成。”

　　感染者的身份往往都是通过疾控、医院等检测机构泄露的，这些现状导致了容易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宁愿冒着感染的危险放弃治疗也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认为，与其被艾滋病折磨致死，比被家人和社会抛弃要好的多。不管怎么说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歧视是客观存在的，而在我国艾滋病歧视现象还非常严重，人们对艾滋病人或者艾滋病感染者避之唯恐不及，引用我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说，消除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歧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