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大师吴清源在日本去世 一生曾三改国籍(图)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上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本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邪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2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年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在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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