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打虎”，国外“猎狐”。到12月1日，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规定的“自首可减轻处罚”的期限已至。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猎狐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至少335人，其中自首人员至少154人。

　　内有追兵，外有猎手。于是有人感叹，“官不聊生”的时代来了。其实，反贪对清廉的官员不但无碍，还是利好。而“贪官不聊生”本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贪腐官员若以为只要潜逃出境，就能开启一段“幸福而自由的美好生活”，注定只是一厢情愿。

　　不妨看看山西11亿特大金融诈骗案嫌疑人朱某的逃亡之路。据朱某自述，逃亡的前两年他一直居无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才暂时安顿下来。但随即又遭遇一起入室抢劫案，再度居无定所。这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并非朱某这一宗个案。

　　一些外逃贪官选择回国自首，或许是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了、想家想亲人，但毋庸置疑，国际追逃合作网络的初步建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震慑作用。数据表明，本次“猎狐行动”4个月的战果，相当于去年的两倍多，占过去5年来的近一半。对多数选择自首的外逃官员而言，作出这一选择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时势变了，环境变了，出逃者的心态也变了。

　　10多年前，对于外逃贪官，中国还没有太多办法。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贪腐官员外逃的热门目的地，对中国司法还存有偏见和分歧，这使得国际司法合作成本高企。在外逃贪官的遣返及其他司法协助事务上，一些国家往往会提出一系列的法外要求。也正因为国际司法合作机制不畅，反过来又引诱着贪腐官员的外逃。一些外逃官员认为，成功潜逃出境，就等于一面“免死金牌”到手。

　　近年来中国的司法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和国际司法的合作也在大力推动中。截至今年11月，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签署了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对外缔结了52项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其中46个已生效；还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一个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已初步建成。

　　此外，在推进国际合作中，中国的态度更为灵活，甚至包括在一些个案上承诺不判处回国的贪腐官员死刑，极大地化解了一些西方国家在“死刑犯不引渡”上的障碍。这样的务实之举值得肯定。遣返也好，自首也罢，如果外逃贪官不能回国受审，一切都是空谈。就个案来说，“弄回来”肯定比任由贪官在外逍遥要利大于弊。

　　促使外逃贪官回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对合作打击贪腐的认同。前不久成功举办的北京APEC会议，发表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各方决心携手打击腐败行为；布里斯班G20会议，也通过了反腐败行动计划。而习近平主席出访大洋洲诸国时，均提出加强追逃追赃合作……中国的反腐“天网”，覆盖面越来越广，也越织越密。可以预料，不管是被遣返回国，还是自行回国自首，“归来”的贪腐官员会越来越多。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亡羊补牢”和“海外猎狐”同等重要。这场反腐斗争，需要两面作战：一面积极追逃，一面遏制外逃；一面办案治标，一面立章治本。法治社会的常态，不但应将贪腐官员堵截在国门之内，还应把贪腐的心魔堵截在官员的职业素养防线之外，最大限度地防止贪腐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