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推系列足球报道：13亿人为何选不出11人

　　“联赛红火无助于足球水平提高”之惑

　　国足的水平每况愈下，乃至现在同昔日弱旅泰国队打比赛，都已没了必胜的把握和信心。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搞了二十几年的足球职业联赛似乎并没有一路走低，时不时还有一票难求的情景出现。两相对比，足球圈内外都有人在反思：难道联赛的红火与国家队提高水平毫无关联？

　　事实早已给出了答案，尽管这样的答案充满了荒谬感：早在足球搞职业化改革之前，国足尽管整体水平不尽如人意，但在亚洲还是可以踢一踢的，而当时的国足也不乏一些因关键赛事表现尚可而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球员；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国足虽然也有2002年闯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的亮点闪现，但绝大部分时间却在令人绝望地沉沦，非但成绩差到不忍直视，就连偶有勉强拿得出手的球员，也大多仰仗原来在专业队打下的底子延续余威。情急之下，重走以往专业队培训路径的声音也再度响起。由此引发的发展路径之争，不排除短期想出好成绩的功利心理，更多则是对现有俱乐部青训体系的失望与无奈。

　　足球职业化改革所带来的改变似乎也在印证大家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早期被媒体热捧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实质上等同于将足球项目孤零零地抛向市场，在大多数俱乐部仅有精力维系一线队伍运转的情况下，各省区市体育局已经甩包袱般将业余体校这条培训人才的路径快速废掉。职业化改革初始，人们在盲目为足球入市高唱赞歌、社会上各种游资也在快速流动，种种欲望与贪婪推动了5000家足球学校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但这些足校骗钱的骗钱、跑路的跑路，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不到20家。从足校数目的变迁，不难看出足球后备人才储备的变化。而更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失控和泡沫般的足球培训热潮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是难以逆转的病痛与伤害。

　　天津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国胜就此直言不讳地说：“1992年红山口会议将足球推向职业化后，好多事情没有衔接上。过去的一种想法是足球职业化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就不管了，俱乐部又要抓一线队伍又要抓梯队，现在看来并不现实”。体育主管部门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自2009年山东全运会开始设置U16、U20两个组别的足球赛事，试图以全运会杠杆撬动各省区市体育局对足球后备人才队伍的投入与管理。尽管此举存在制度设计的天然缺陷且逐渐演化为体育局将后备队伍放到俱乐部培养，但毕竟也还算固化了一种足球后备人才培养途径。

　　“发展足球一定要从青少年抓起”之思

　　发展中国足球，人们急于看到的是国足早日出成绩。于是，足协采取的办法是频繁高薪聘请教练，但走马灯般换教练非但对球队提高水平于事无补，反倒积攒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

　　发展中国足球，最靠谱的办法还是要从青少年抓起。因为没有浓厚的氛围、牢固的根基做保障，再炫目的繁荣假象终会成为昙花一现的道具。

　　对于中国足球发展的窘境，业内人士早就心知肚明。天津泰达足球学校校长沈胜明回忆：“泰达足校2000年成立，当年招生第一批，1985—1986年龄段像毛彪、蒿俊闵等，这一批当时选材在天津市范围内有100—200人。以后逐年减少，下一批变成80多人。到1990—1991年龄段只剩下三五十人。我们经历过那段衰竭过程，如果说2000年是顶峰，然后就一年不如一年。到1991—1992年龄段选材时甚至只有20多个孩子，连小胖墩都算。后来天津市搞校园足球，近几年有点好转，我们现在要组建2001—2002年龄段队伍，大名单有56人，基本本土化，有点反弹的趋势。”

　　天津泰达足球学校的生源变化，可以视作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变迁的一个缩影。道理很简单，在适龄青少年中没有一定数量的好苗子可供挑选，随后的工序不管多么合理也难锻造好产品。更何况，依靠我国当前的俱乐部青训体系，要覆盖面没有覆盖面，要精细化没有精细化，要成材率没有成材率，俱乐部与国家队还“各有所需”，没有办法拧成一股绳。基于这样的发展现状，又怎么能奢望国足取得让人眼前一亮的好成绩呢？

　　自2009年开始，校园足球逐步得到重视，但几年来的努力只能说是发展局面略有改观，谈及收获却并不尽如人意。当前，校园足球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政策配套、资金扶持、推进力度大为改观，但最终的成效如何，恐怕还要取决于孩子的接受程度、师资的匹配程度、赛事体系的科学设计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勉力支撑。

　　说到底，想让足球从青少年抓起，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这项基础性工作的过程中，校园足球是一个必要抓手、但远不是全部，而在硬件建设、资金投入、体系搭建、各方协同的比较中，后者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前者。而以往历次推出的扩大中国足球发展基础尝试也已证明：足球从青少年抓起势在必行，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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