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间8时30分许，中央纪委首次以专题片的形式公开披露大量“四风”细节。专题片披露的信息显示，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顺江因不堪忍受会议频度过高，让人统计全年的会议数量。据统计，该厅一年召开会议数量达1068个，意味着平均每天就要召开或参加3个会议，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该单位编制人员不过125名。（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一个厅级单位，一年要召开1068个会议，平均每天多达3个会议，难怪厅长“不堪忍受”。而此前据媒体报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压缩会议58.6万个，即使按每个会议只有半小时保守估算，连续开完这些会仍需33年。惊人的数字背后，折射的是“会议依赖症”之重，病根则在于热衷“形式”的懒政思维。

　　可见，“一年千会”并非个案。在一些地方，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会，有时候一天三四个会。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已成官场一种“行政规则”；而会议多，会期长，开支大，已经成为一种“地方特色”。

　　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偏高，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挤压了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今年5月，广州在公布“三公”经费的同时，也晒出了会议费。殊不知，会议费相当于“三公”经费的一半。一些区县或部门，一年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会议费，有的甚至一天要花费数十万元，令人震惊。

　　问题是，国家制定的一些惠民政策，也被“堵”在了会上。比如，一份“十一”景区降价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景区，需历时70天，政策早就过了时效。而在一些部门看来，有些“堵”的环节，是合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层层开会传达，就是对中央精神重视不够，对国家政策执行不力。殊不知，这种层层“设卡”的方式，将政策“堵”在会上，影响了执行时效。

　　中央三令五申：“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就要求各地党政机关首先应做出表率，要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件，多听发言；少作报告，多征民意；倡导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的会风。特别是在执行上级政策方面，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避免政策在会议和文件中“漫游”。要通过压缩会议，节约会务成本，控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将更多的精力和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