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陆勇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他发现印度仿制瑞士的“格列卫”抗癌药，可增加中国慢性白血病患者的生存希望，且能使患者每月省2万多元药费，遂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药。因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日前，陆勇因涉嫌销售假药等罪被湖南沅江县检察院提起公诉，300余名病友联名为其求情。

　　生产、销售假药者，一向为公众所深恶痛绝，基于其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刑法也为该罪的最高刑设定了死刑。本案逆袭之处在于，300多名使用陆勇代购仿制“格列卫”的患者不仅不痛恨陆勇，还十分感激他，为他向司法机关求情；众多网友也力挺陆勇。这不该是打击犯罪所应有的社会效果。

　　按照药品管理法，未通过我国药监部门审核批准而进口的药物，即可认定为“假药”；而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为销售假药者提供账号，应以销售假药罪的共犯论处。据此来看，沅江检方将陆勇“把未经国家许可的药品向国内推广，为方便印度公司销售，还从网上购买信用卡提供给该公司”的行为，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起诉，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细较起来，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是双重的，一是破坏了药品生产、销售的市场秩序，二是危及了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而本案似乎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不见被害人而只见受益人，因为国内“格列卫”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印度的仿制药只需千元甚至几百元，疗效却不相上下。慢性白血病患者需每月服用一盒且需连续服用，否则有生命危险，而抗白血病药又不在医保报销之列，若患者在国内购买，恐怕没有几个患者家庭能承受得住。

　　其二，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单独一人无所谓共同犯罪。陆勇本身没有“销售”药品，只是为印度公司销售药品提供了帮助，充其量是一名帮助犯；要认定陆勇是销售假药的共犯，还须相关印度公司销售假药为前提。而在印度，仿制和销售瑞士专利药品“格列卫”是政府强制许可的，连违法都谈不上，更不用说犯罪了。尽管我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我国公民犯罪的，我国可依保护原则行使管辖权，但也受“犯罪地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之约束。

　　其三，陆勇被指控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也值得商榷。陆勇通过网络购买信用卡，妨害了信用卡的管理，确实是违法的。但刑法规定，情节显然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基于陆勇购买信用卡提供给了印度公司，只是为了帮助病友购药使用，动机是良善，危害不大。

　　白血病患者为了求生海外购药，法律也难以对抗这种求生的本能，其背后暴露的是现实与法律的矛盾。一面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打击假药的管理法，一面是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该怎样平衡统一？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了这一问题，那么，相对于昂贵的药价，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直悬着。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曾提到，中方愿意扩大进口印度药。破除仿制药进口障碍，让“陆勇”们能便捷地买到急需的救命药，显然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