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谈复旦投毒案：黄洋死亡可能是“巧合”

胡志强。(受访者供图)

　　林森浩就是想和黄洋开个愚人节的玩笑，谁知碰上了他暴发乙型病毒性肝炎

　　所以“当大家都说他杀人了，他就真以为自己杀人了”

　　同样是法医，有着32年从业经验的胡志强，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却截然不同。18年以前，他是公安部门的法医，同时是刑警大队的教导员。他说，这样的环境决定了鉴定人与侦查人员荣辱与共，更多考虑的是必须围绕犯罪寻找蛛丝马迹，鉴定人就是为侦查破案服务的。他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不够中立，也不够超脱”。

　　于是，2003年，他加入了一家相对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迅速反转成了同行眼中的“另类”，甚至被批驳为“砸场子”的人。

　　他接手的很多案件，至今仍在争议的漩涡之中，它们并不像前面的赵作海案或是张氏叔侄案已经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准，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属不属于冤案平反的范畴，但可以肯定的是，胡志强一直在努力，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严格遵守疑罪从无的理念，一次又一次挑战他认为“不科学”的死刑判决。譬如被国家级法医鉴定机构认定的“复旦投毒案”，胡志强就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甚至认为，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巧合”。林森浩是被大家认为“他杀人了”，他才供述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法医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在未来应该越来越普遍。”他认为这样才是法医科学的真谛。

　　“把尸体做个记号埋了，说不定将来还有用”

　　1977年，胡志强是徐州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地方一个小医院担任外科医生，1983年，当时家乡的公安机关需要法医，他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刚开始当法医，他也尴尬了好一阵，担心亲戚朋友们不愿和他同桌吃饭，甚至不愿和他握手。但他后来发现，不在乎者胜，“你不把自己是法医放在心上，身边人也就渐渐忘了”。

　　法医在外人看来是个血腥且刺激的行业，让尸体“开口说话”，看起来酷到家了，可从胡志强嘴里说出来，却能让人瞬间失望，“其实就跟解剖动物尸体没两样”。

　　他做着自认为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小地方法医，一直打拼到了北京。

　　由于工作原因，他开始频繁和国家级法医同台竞技，名声越来越大。开始有网友“人肉”出他的出身，嘲笑他一个小工农兵也“敢登大雅之堂”。

　　“出身改不了。”胡志强不反驳也不避讳。在他看来，“很多厉害的同行，私底下也是认可他的，并不是外界理解的会互相不理睬甚至谩骂。”

　　2014年12月8日，胡志强在“复旦投毒案”二审庭审现场和陈忆九碰了个照面，他笑嘻嘻地上去打招呼，“不好意思啊，陈法医，我们又见面了。”对方也笑笑，并没有答话。

　　陈忆九是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国内目前顶级的法医鉴定人之一，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每次见面都要因为案件“交锋”。但胡志强觉得两人关系并不差，尽管由于出身问题，大家大概难以算得上是朋友，“但是都是搞法医鉴定的，都是理性的，科学的，对事不对人”。

　　但这种科学的鉴定，在过去并不能完全实现。

　　胡志强还记得1987年的小年夜，当地一个看守草棚的五保户被烧死在草棚里，初步认定为意外身亡。但他一去，便发现老人的喉骨有折断，且喉咙的碳化较其他地方都要轻，于是他认定老人是被掐死后再焚尸的。但由于案发地点偏僻，破案困难，一旦定性为凶杀案，整个春节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了。几轮领导来了又走，都不敢下结论。最后局里的“一把手”到了，笑嘻嘻地对他说，“小胡啊，这个案子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意外，大家都好好过年去。”这位“一把手”算是老胡的“伯乐”，对他的业务能力一直赞许有加，并打算在年后提拔他当刑侦科副科长。

　　“那时也是年轻”，胡志强笑呵呵地说，他向局长说着鉴定结论：舌骨有骨折，呼吸道无灰烬，不是意外……话还没说完，“一把手”就大喝一声，“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谁说是凶杀谁破去！”

　　话说到这份上，胡志强还执迷不悟。他把派出所所长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别听他的，把这具尸体做个记号埋吧，说不定将来还有用。”

　　一语成谶，大年三十晚上，派出所所长就把案子破了。原来是一个和老头认识的年轻人，知道村里给五保户发了钱，便过来偷。谁知被老头发现了，干脆就掐死了老头放火烧棚。结果与胡志强的判断一点不差。

　　但最后，他赢了案子却输了“位置”，说好的升职没了。

　　此后几年的日子也自然过得不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这位领导的离开。直到有一天，一位同行告诉他，那位“一把手”在离开后仍在公开场合表扬他，说他不仅工作能力强，且能坚持己见。

　　但这件事却让胡志强更深刻地认识到，鉴定人不应当实行行政管理模式，应当独立中立。

　　他不喜欢现在的圈子。

　　介入“常林锋杀妻案”、“念斌案”，他成了行业内的另类

　　他终于找到了离开的机会。2003年起，他到南京医科大学组建的法医司法鉴定所。2007年，再转到今天相对独立的鉴定中心做法医病理和法医临床鉴定。

　　这时的胡志强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从传统的法医瞬间变成了行内的“另类”，用他的话说就是，“刚刚脱离体制却又跳入漩涡”。

　　他办过“常林锋杀妻案”。

　　这起命案发生在2007年5月16日凌晨，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央财经大学家属院，死者马晴燕(时年42岁)被发现葬身火海。其夫常林锋，时任中国电子报社副总编辑，因与马晴燕感情长年不和，成为该案唯一的犯罪嫌疑人。

　　后来，常林锋被提起公诉，所涉罪名是犯故意杀人罪和纵火罪。一审判决定案依据包括了一份尸检报告，该报告认为死者尸检发现右侧舌骨大角骨折，因此不排除是被扼压或掐勒颈部窒息死亡，而死者心血管和喉管中未检测出一氧化碳，可以印证其系被他人掐死后放火焚尸。

　　但按照胡志强的说法，外部扼压颈部不是造成舌骨骨折的唯一原因，“右侧舌骨大角骨折”的表述不能反映骨折的具体部位和性质。加之目前尸体已被处理，无法作出排他性的结论。最终常林锋在坐牢6年后无罪释放。

　　后来的“念斌案”更是让胡志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胡志强指出了“念斌案”中诸多无法解释的“神鉴定”。比如，死者的心血、尿液中检出了氟乙酸盐，而肝、胃中却没有检出氟乙酸盐；从洗干净的高压锅和铁锅中检出氟乙酸盐，在中毒死者的胃中却未检出氟乙酸盐。从科学的角度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毒都从口入，肝、胃里应该浓度更高，但结果却显示肝、胃里偏偏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什么性质都没有搞清楚，两个孩子到底因何中毒？到底是投毒还是意外事件，目前的证据都无法进行确定，连毒物和死因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就可以定罪？

　　这些案件都在胡志强的介入后出现了逆转，但案件本身并没有因为逆转而被明确定义为“洗冤”，人们的讨论，从案件本身开始逐渐蔓延到胡志强身上。

　　在网上，不乏有同行批评胡志强，直斥他为异类，蹚浑水的。更多的则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各种谩骂，认为他披着正义的外衣在进行着不道德的交易。这种指责更因为“复旦投毒案件”而升级，甚至过往的一些帖子也被翻出来作为他不正义的佐证。

　　2011年6月底，一位患者的父亲在网上指责胡志强在对其女儿的司法鉴定中不够中立，“千方百计地为掩饰某总医院的错误而寻找各种借口诿过……”信件的内容不长，当时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自从林森浩案子后，这篇没人关注的博客下，便多了很多2014年的留言，全是谩骂，甚至有人直接反问，“这人坏不是一天两天了，配当法医吗？”

　　其实，这起案件，胡志强并没有受理，这位患者父亲的指责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黄洋的死有三个可能：一是毒死，二是病死，三是因毒诱发而死。我更倾向于第二种”

　　对于各种指责，胡志强从不与他们对骂，偶尔回复也就是四个字—“淡然处之”。

　　但这不代表他是个没脾气的人，他在网上对于自己认定的观点常常是据理力争。他在百度的“林森浩吧”上，阐述自己认为足以颠覆案件的一些观点。

　　为什么黄洋的乙肝抗体检查会是三个阳性？这和中毒有无直接关系？

　　针对这些疑点，他检索了大量有关中毒和病毒性肝炎的资料，同时他还找到了一个相熟的专家做了咨询，对方也肯定了他的看法。本来他还想再组织一批专家进行论证，但由于资金问题只能暂时作罢。

　　他更指出，林森浩被指下毒的水样本来就有问题，这份水样是林的二位同学采集的。将大水桶中的水标注为黄洋宿舍饮水机的水，给所有司法人员，尤其是出具鉴定结果的法医，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导。因为根据林森浩的口供，他就是在饮水机水槽下的毒。这样的表述，等于直接证明黄洋是被毒死的。而事实上，饮水机的水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毒物分析。同样一份黄洋的尿液，两个国家级的司法鉴定机构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鉴定结果，一个有毒(含有二甲基亚硝胺)，一个没毒。法庭为什么只相信有毒的鉴定，而不相信无毒的鉴定？为什么不能再检验一次？为什么不调取检验的原始质谱图？

　　胡志强在去年4月底，向上海市高院出具了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提出了上述意见。5月中旬，公安机关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饮用水，数量0.5ml”写成了“饮水机里的水样0.5ml”。

　　胡志强在“林森浩吧”中“开骂”：好一个轻飘飘的“写成”！明显的错误都不承认，这个“写成”的代价或者后果就是林森浩的生命！这个“写成”是对一审证据的颠覆，应当让原来的鉴定人重新审查鉴定意见，黄洋宿舍饮水机的水没有检验，或者没有检验出毒物，林森浩投毒案还有证据吗？除了口供，还有什么？

　　曾经有刑侦经验的他把自己的观察告诉律师，他希望引导律师在法庭上问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足以让案件重新发回重审。”胡志强说，但律师并没有问。

　　“所以这里面黄洋的死有了三个可能性：一是毒死，二是病死，三是因毒诱发而死。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胡志强认为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个“巧合”：林森浩就是想和黄洋开个愚人节的玩笑，谁知碰上了黄洋暴发乙型病毒性肝炎，所以，“当大家都说他杀人了，他就真以为自己杀人了。这应该是假想杀人，所以他才会给出那样的口供。”

　　对于网上各种阴谋论，胡志强说，自己接这个案子的动因就是斯伟江律师给他提供的材料，“数值一看就不对劲。”在此之前，他对这起案件唯一的认识就是，“这个案子和‘清华铊中毒案’很像。”

　　胡志强和他们两家人都没见过面，到目前与林父唯一一次接触，是林尊耀先生于1月20日给他发来的短信，“胡法医感谢您，最近情绪实在太低落，都想不起要您的电话号码，道一声感谢，无论结果如何，谢谢您。”

　　胡志强收到了谢意，但因为太忙，至今没有回复。

　　认定“黄静是非正常死亡”，却未能翻案，他说，“尽自己的努力发出声音，这就是我”

　　在采访过程中，他讲述的很多故事，于他而言都应该算是失败的案件。因为这些案子都是在他认为已经在科学的领域开出了鉴定结果后，却没有翻案的。

　　他希望通过这些案子告诉人们，司法鉴定在今天，仍有着制度上的局限性。“我没有专门挑有争议的案子，是案子找到了我，当然我也不拒绝，因为我一直都希望通过个案来改变或推动司法鉴定体制的变革。”

　　“黄静案”是他唯一主动找上的案子。

　　那一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湖南湘潭女音乐教师黄静裸死在男朋友床上的报道，此时已有的鉴定报告显示为心源性猝死，但他从各种资料分析发现不像，于是主动给黄家打了电话。“你好，我是法医，看到你女儿的案子，如果你信得过我，把资料拿给我看看吧。”

　　当与法医学泰斗之一的周学良教授商讨一致后，就像电影中的剧情一样，他与周学良教授等一起，出了一份完全不一样的书证审查意见，认为黄静有被扼颈的可能，应当是非正常死亡。

　　不过，案子最后还是维持了原来的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结果，他却云淡风轻，“尽自己的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

　　胡志强说话常常一针见血，不留余地。

　　“可以说，每一个涉及命案的冤假错案背后，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或者不规范、不科学的鉴定在支撑”。他直言，国内的鉴定机构不完善，还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标准。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检察院有检察院，所有司法机关的鉴定机构，都不是独立的。这种自侦自鉴的体系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容易受领导意见的左右，很少有人去质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自侦自鉴制度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应当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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