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寄宿之痛：老师称闻味就能辨出住校生(图)

　　“应该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还给孩子，而不是一点点剥夺走。”

　　因为在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上公布了自己的邮箱，教育研究者尹建莉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邮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农村寄宿学校有关。看多了之后，她越发相信：寄宿制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害处大于益处。

　　给尹建莉写信的基层教师往往是来求助的：我们这儿有这么个孩子，特别特别多问题，没法管，该怎么帮助他？

　　仔细一问，十有八九情况“特相像”：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在学校寄宿。

　　“一个孩子，他住在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一个村子，学校没有操场和电脑室，为了让他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就把他简陋的学校取缔，把他和同学们转移到很远处的另一所小学上学，一周或一个月才见父母一次。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操场、篮球架、电脑等种种可见的硬件，却夺走了他享受母爱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尹建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问，“这样对‘公平’的追求，是不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她曾激烈抨击过“寄宿制可以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和集体意识”的常见观点：“按照这样的逻辑，孤儿院的孩子受到的早期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在她看来，教育史上不乏前车之鉴：罗马尼亚历史上曾经因为鼓励生育，而把一些家人无力抚养的孩子统一集中到国家教养院，由专门的保姆照顾。最后，这些相当于一出生就“寄宿”的孩子，多半在成年后情感冷漠，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连与人沟通都困难。

　　在18～19世纪，英国也流行过寄宿学校，很多寄宿制学校提供的都是精英教育，但还是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而现在尹建莉遇到的实际是：“某县教育局一名干部”，见面就特得意地跟她讲“今年我们又撤了多少多少学校”。那种对教育外行的样子让尹建莉很生气，“真正懂教育的人不会这么漠视孩子的情感需求”。

　　她不觉得这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农村的这一茬孩子，如果他们的成长不能健康，他们的素养得不到提高的话，那整个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素养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谈。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政策的大方向，应该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还给孩子，而不是一点点剥夺走。”

　　寄宿环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从歌路营的报告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

　　譬如寄宿生的睡眠。根据山西一所高校对800名中小学寄宿生的调查，他们的睡眠状况不容乐观：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38个小时，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失眠，27.38%的孩子患有轻度神经衰弱。而歌路营在重庆的调查也显示，寄宿生睡眠状况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报告认为，这种状况与宿舍环境差，以及学校忽略学生感受的刚性管理有关。

　　另一部分则体现在成绩上。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近十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一文中写过：“学校距离远、家庭经济负担重、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学校心理疏导缺失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负面影响，超出了学校办学条件改善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正向影响。”

　　也就是说，哪怕是在最功利的“提高学习成绩这一方面”，寄宿制也没有达成人们在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时预期的良好目的。

　　相比之下，因为常年在各个农村学校第一线考察，杜爽对这种情况抱着更多的理解：面对突如其来的“撤点并校”政策，学校肯定是先建教学楼，再建厕所，让硬件达标了，然后才能一步步关注到细节上去。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机与创意的校园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小事上开始的。”

　　事实上，对学生住校，国家也有比较细致的规定。但对许多学校来说，光是达标，就已经不容易。

　　譬如，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老师，而歌路营在走访中发现，小学阶段生活老师与住校生配比大约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河北某地的调查结果是1∶336，部分地区是1∶700。

　　杜爽把缺乏生活老师的原因总结为“既是原来未曾有过的岗位，又缺乏经验沉淀”。根据歌路营的调查，70.34%的寄宿学校的生活老师，实际就是学生们的任课老师。

　　而现实的困难是，在目前“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中，县级财政收入如能保证教师工资按时发放已属不易，对于教师培训经费更是无力承担。按国家要求配置充足的生活老师，无疑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

　　至于更基本的，农村学校在营养、医疗、卫生方面所能提供给学生的条件，综合各种情况后，歌路营在报告中给出的评价是：“目前难度甚大，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就像杜爽说的，问题更像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撤点并校”的改变，“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大家谁都没有准备好”。而她相信，如果问题能引起社会重视，让教育人员观念转变，要改变现状，未必会很艰难。

　　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常见的贫血问题，一家公益组织曾经设计过一项干预方案：在24所学校，给所有四年级学生每天口服一粒多元维生素片。

　　半年之后，那些每天口服一片维生素的学生不仅贫血率降低，数学考试的成绩也提高了。

　　“一片维生素比鸡蛋和牛奶更起作用，这个意识是学校和家长都缺乏的。”杜爽说。

　　在她看来，可能的举措也包括给女生宿舍装上窗帘，或是给每个班都购置一点运动器材。这里面也有门道：一副羽毛球拍显然就不如几个沙包或者一根大绳，廉价、可持续，还能让更多孩子参与进来。

　　另外，歌路营正在推进一项名为“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项目：在每个宿舍装一个小喇叭，利用学校里的电脑和功放，每天睡前播放一个15分钟左右的故事。“我们不仅仅是看重这15分钟的故事让孩子喜欢，更重要的是，它向农村寄宿制甚至教育者传递着几个很重要的价值。”杜爽说。这个项目可以说明，住校生大量碎片的“垃圾”时间，也可以对学生成长起积极作用，这种努力未必需要加重老师和学校的负担，还可以柔化学校的管理。

　　青海湟中一所参与“新一千零一夜”项目的学校，因为电脑系统损坏，生活老师拿起参加歌路营培训获得的故事手册，在广播里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星期的故事，直到电脑修好。事后，老师说，没想到孩子还这么喜欢听我读故事。

　　但是，正如杜爽所说，公益组织可以“提出问题”，可以“思考怎么解决”，甚至能够通过对比试验总结出可行的办法，但这些方法还是需要教育部门的推动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

　　而这几年，一些有实践的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也已经开始直面寄宿带来的问题。

　　杜爽可以一连举出好几个例子：湖北郧县教育部门在很多早期修建的宿舍楼里就修建了厕所和浴室，使得孩子们的生活比其他地区好很多；河北一些学校，因缺水不方便上厕所，于是校长们在宿舍里为孩子们配备了尿桶；重庆土地乡一所经费并不宽裕的小学，校领导依然积极改善寄宿条件，为孩子们换新床、配备储物柜，让小小的校园透出温馨的气氛；还有一些寄宿制学校里，校长让美术老师带着孩子用画笔把宿舍墙面画成不同主题的画面……

　　她说，歌路营之所以公布这份报告，正是希望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在“寄宿制学校广泛存在”这一前提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

　　她让记者翻看歌路营的理事长陆晓娅在报告最后所写的寄语：“如何减少住校带给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首先要看到它，认识它，而不是蒙上眼睛装作不存在……软件的改善——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机与创意的校园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小事上开始的。”

　　“人的心理健康必须要有自由的滋养”

　　又到了月假结束的时候，林晓妮准备送儿子上学，一看，孩子趴在床上，怎么喊都不回头看她一眼。

　　这种“不让妈妈看到”的状态持续了一路。在去学校的路上，儿子还是用手遮着脸，林晓妮知道，儿子在哭。

　　“一回家他就不想睡，特别特别珍惜‘自由的时间’。”林晓妮说。孩子好像是成长了：他不再快乐，哪怕对以前特别爱吃、爱玩的东西也显得漠然，他不再主动与母亲沟通，有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对于不能脱离寄宿生活，表现出一种老成的无奈。

　　林晓妮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是把儿子推进不幸生活的“帮凶”。但她也知道，除了让儿子在老家住校，还有什么办法？

　　尹建莉的女儿也在初中时住过校，这让她至今都觉得后悔。

　　她最初希望能为女儿谋求一个平等的学习环境——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在公立学校借读，孩子就没有机会参与学校活动，也不能评选“三好学生”，因此，考虑良久之后，尹建莉选择了一所昂贵的私立寄宿制中学。学校里的条件很不错，孩子每周都能回家。

　　尹建莉一度以为，比起在学校当一个“二等公民”，对孩子来说，这是更好的选择。

　　事实上，再好的环境也难让孩子适应母亲不在身边的生活。那3年是女儿状态最不好的3年，尹建莉知道她不快乐，她为此找过学校老师讨论是否学校管理出了问题，也想过小姑娘是不是遭遇了“青春期”的情绪问题。直到前一阵，与已经读大学的女儿聊起来，孩子说：“妈妈，你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去住校。”

　　现在尹建莉回想起来，孩子当时跟她说起学校的一些事，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年幼的孩子在求助。“如果她天天都能回家，很多负面情绪当天就可以消化掉了”。但实情是，隔了一个星期之后，小孩自己也说不清发生过什么。她年幼、弱小，得不到情感支持，虽然事情都会过去，但问题都累积在心里。

　　而等她内心强大到能够说出那一句“妈妈，你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去住校”时，很多年都已经过去了。

　　尹建莉觉得，为了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校至少应该为寄宿生做到这些：

　　首先，让学生能常常与父母见面；

　　其次，教师得有爱心，他们的爱心，对儿童的影响会很深；

　　最重要的是，学校得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时间——“人的心理健康必须要有自由的滋养。不能因为他是住宿生，就把他的时间全都安排满了，一定要给孩子很多的自由，让他能支配自己的时间，去玩耍，去读书，或者是去购物。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死，对管理来说是简单了，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最后，一定要把图书馆建好，“如果孩子有阅读的爱好，那就等于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看上去，这些建议与陆晓娅对报告的总结不谋而合：

　　“如果我对自己曾经的住校生活有一些温暖记忆的话，它是由郭老师的洗澡体操，由曹老师的宿舍故事，由熄灯后同学讲的马克·吐温，由每周一次的电影，由半夜三更的野外行军，由全体同学参与的山寨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构成的。”

　　尹建莉认为，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向，是让孩子们回归家庭。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林晓妮儿子的寄宿生活中，没有生活老师，没有借阅室，没有课余活动，一间小小的体育馆，也是铁将军把门。

　　每天早上，他比同学起得早一点，早早洗漱完毕，待在寝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这些10岁出头的孩子，晚上都被关在宿舍楼内，早上，初一学生的宿舍楼首先开门，这个初二男生站在窗边，看同学们乌泱乌泱从楼里涌出来，想到自己还不必下楼，心里就美得很。

　　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了。

　　(文中林晓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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