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数千名庸官被追责

　　“为官不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两处提及，成为全国两会热议话题。

　　有代表委员认为，在经济“新常态”和反腐风暴的双重高压下，一些地方的干部出现等待、观望情绪，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抬头蔓延。“新常态”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担当与作为，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议题。

　　一些代表委员透露，辽宁、湖北、湖南、贵州等多地开始对“为官不为”进行追责。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不作为”干部被处理。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从导向与指标均出现了转折性变化。

　　三大信号值得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惠民长远的政策措施，启动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有效但不够理想。统计显示，2014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约一半；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也只有约一半。代表委员和专家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治理为官不为，释放出三大信号。

　　——决不允许“为官不为”影响“新常态”下的改革发展全局。经济换挡、爬坡过坎更需要改革快马加鞭，如果干部为官不为，不仅关乎党风政风，甚至影响、破坏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的全局。报告是郑重严肃地向全体领导干部发出警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

　　——对旧常态不要抱任何幻想，开弓没有回头箭，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对政府履职要求发生转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说，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减政放权，既突出“放”又强调“管”。既要把过去政府越权乱伸的手缩回来，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又要提高效率，依法行政，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对干部的履职要求更新、更高。

　　“过去还可依赖资源、劳动力成本优势，靠投资拉动实现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新常态”下则需要更高水平、更有创新精神的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原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说。

　　——为官不为也是腐败，从反对“乱作为”走向反对“不作为”。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过去，一些干部无利不起早，没利不当官。如今，他们对“新底线”“新规矩”表现出不适应，大谈所谓“为官不易”，这其实是在撒娇。“官娇”可以休矣，不愿意干可以走人。

　　“群众深恶痛绝的就是过去‘乱作为’，现在‘不作为’。”在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州监察局副局长何吉英看来，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为官不为”，释放出反腐向纵深推进的新信号。从现在开始，无论是“腐败任性”的贪官，还是“碌碌无为”的庸官，都将睡不好觉。

　　为官不为有多严重？154人单位143人缺岗

　　政府工作报告对为官不为敲响警钟，实际中存在哪些现象？代表委员进行了概括：

　　——懒、散、慢。消极怠工，纪律松弛；上班打牌、网购、玩游戏；办事“打太极”“打乒乓”，推诿扯皮。

　　2014年，河南纪委1天之内两次对商丘市交通运输局路政管理处暗访发现，这个154人的单位，上午办公楼仅有2名工作人员，有的整层空无一人；下午再检查，也仅有11人在岗。

　　——推、阻、混。一些干部对于自己管辖范围里的事，遇到麻烦和困难，能推就推；遇到与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有冲突的事，能拦就拦；还有的干部不收礼、不收红包，可该协调和服务的工作也不做，特别是面对改革风险，为了不犯错，宁愿等待观望、混日子也不做事情。

　　最典型的是过去吃拿卡要，现在不拿不要也不办事。天津一家企业负责人说，现在，我给企业跑审批，按程序应该办的事有的干部就是不给办。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没了好处就不愿意办；还有的干部“怕”字当头，担心做错事担责任，索性不办。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说，为官不为现象背后，很重要的是不正确的权力观。为什么在市场秩序和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干部不愿意花大力气来纠正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的分配可以拿到利益，而秩序的管理就会得罪人。

　　比如马路反复翻新，大搞“奇怪”地标、名贵绿化等奢华建设，然而城市良心的地下管道工程却没人做；农民工讨薪等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干部“只会做人，不会做事”，靠当“老好人”“太平官”得到升迁，对所管理范围内的违纪问题不批评、不提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说，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地方干部以大胆改革创新为荣。反观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发展思路不明确，对于干部的管理和考核没有出台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加上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与改革形势不匹配，改革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

　　加大问责力度，明确划定官员“行为红线”

　　事实上，不仅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中央纪委全会，两年来，中央对干部“为官不为”的问责和惩治力度不断升级。

　　自去年对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主政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无起色、在湘西泛滥的民间集资、衡阳大面积贿选等问题上不作为进行查处后，辽宁、湖北、湖南、贵州、河南等地均加强了对为官不为的追责。

　　截至今年2月，湖北宜昌通过重拳整治混官、庸官、懒官、太平官“四官”问题，已处分200余人。专项考察梳理出20种“不为”现象，请干部群众进行测评。对30多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县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提醒约谈。

　　贵州黔西南州对“为官不为”的干部实行“召回”制度，在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培训、考核，截至今年1月，共召回干部1231人，其中，处级干部59人，科级干部185人。

　　2014年11月，辽宁省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领导干部中15种不作为、不担当的情形将被问责。

　　高波认为，尽管各地力度很大，但多数还集中于庸懒散等表面现象的处理，对于一些消极抵抗、选择性不作为，对深化改革影响破坏性更严重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惩治。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建议，防止“为官不为”，需要清晰列明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划定干部“行为红线”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告知可以做和必须做的事。

　　全国人大代表、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青说，对于为官不为认定的边界要在党纪法规里进一步厘清；对导致党和政府形象受损、经济发展滞后、百姓利益受害等“慢性后果”的不作为，要明确规矩、制定规范。

　　改革评价主体和指标体系，就是给干部立下新规矩。不唯GDP了考核什么？高波建议，一方面要加大履职能力、效率和质量等指标的权重；另一方面不要让考核变成少数人来评价少数人，让群众意见能够影响官员政绩考评和升迁。

　　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说，要形成干事创业的氛围，还得创新激励机制，让有为者有位。　(“新华视点”记者叶前、乌梦达、甘泉、翟永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