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今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改革扎实推向纵深,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并形象称之为“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简政放权过程中的“利”与“力”,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权不再任性,放权也要放到实处、放得彻底,还要做到“放而有序”,全面改革该如何向纵深推进?海南又该如何应对重重考验紧跟中央节拍?今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做客“海南日报深度访谈会客厅”,围绕改革话题讲述代表心声。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80余次提及改革,其实有个涉及改革的词汇很有“热量”:“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此您有怎样的理解?
吕薇:这个热词的确很生动。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生动的热词恰恰呼应了这一精神。政府手握权力一方面要不断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时刻记牢依法行政,有了权力也不能随心所欲,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我的理解。
不能只闷头
画自己的权力清单
记者:简政放权是改革中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您通过细致调研在有关简政放权中有不少经验的积累。
吕薇:新一届政府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有一点值得认真关注,那就是必须要加强简政放权的协调统筹,中央各部门之间权力清单的梳理对接以及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衔接,要做到“放权同步”。
2014年我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专题调研,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简政放权是中央部门分头进行,每个部门自己决定放权清单,衔接不够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另外,中央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有些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越是基层,相关的专业人员就越匮乏,所以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需要注意提高放权的质量和效率,落到实处。有些权力不适合下放,一旦被下放,就可能出现地方保护,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比如环境保护审批权限,对环境质量的监督就很容易出现“地方保护”,根据国际经验,不少国家环境监管是中央政府统筹;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到需要建立全国大市场的资质认证等,应该由行业协会等去管理,而不是地方政府。因此,简政放权首先要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哪些是政府应该管的,其余都应该逐步取消。
事中事后监管与审批
同样重要
记者:关于简政放权,报告提出“放管”结合,您眼中的“放”该怎么放?“管”又该如何管?
吕薇:在放权过程当中必须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政府要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市场主体来说,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简政放权不能简单下放,比如现在推行的改革商事制度“先照后证”,允许企业先注册成立,但具体从事哪些行业,还要服从行业管理。比如,餐饮业的消防、卫生等条件都需要符合法规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要加强监管。
现在国家鼓励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要创新创业,第一步就是要让企业能够“先进来”。过去,我们对企业实行前置审批,要求所有前置审批材料都备齐了才能设立企业,其实有一些行业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监管,有些行业监管又是必须的。现在,国家允许先设立企业,然后对企业能否从事某些行业进行严格监管,以保证市场经济秩序有规矩有序。
遏制“中介腐败”
政府须与中介彻底脱钩
记者:“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当前一些政府下属的中介机构弊病凸显,今年报告中提出“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那么您认为“红顶中介”该如何杜绝?
吕薇:在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放权的同时,有一些“红顶中介”悄然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等审批权限,形成“二政府”。这个现象我们调研中也发现过,我认为当前必须从三个方面遏制“红顶中介”,一是要中介彻底与政府脱钩,真正成为独立的第三方,绝不能任其变成“二政府”,避免改革红利被中介机构吃掉;二就是要对社会中介机构实施严格的资质认证,提高资质要求,必须具备这方面能力和资质才能从事,坚决防止中介机构“拿钱不干事,给钱乱办事”,甚至还搞腐败;三就是要开放市场允许公开竞争,你做得不好,社会认可度低,政府就有权再选择另外的机构,而不是唯你是从;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监督。
记者:建筑等一些热门领域极易出现中介垄断,该如何破解?
吕薇:还是我所说的,靠开放和竞争。打破地方垄断,允许具有较高资质的中介机构跨地区经营,允许更高资质的企业到海南或其他地区来。在全国大市场中竞争,这样也有利于促进本地中介机构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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