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的书记
杨维骏对仇和的落马并不意外。
杨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因长期实名举报云南官场腐败问题而闻名。在这位93岁的老人眼里,“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
杨维骏回忆,2007年仇和“空降”昆明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这位明星官员怀有期待。希望这位“在江苏这种发达省份历练过的新任市委书记能够重视和解决昆明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设一个新昆明”。
杨维骏说,上任后不久,仇和曾亲自到家中探望他,征询他对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见。同行官员告诉杨维骏,“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仇和当即表示,愿意邀请四位专家同杨老共同讨论滇池治理问题。
但这次会面,至今没有下文。杨维骏曾多次跑到市委打听,但工作人员均告知“仇书记比较忙,再等等。”
杨维骏曾试图通过正常途径建言献策,指出仇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不考虑昆明实际、贪功冒进的问题。2011年,经过实地调研,杨维骏通过昆明市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对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后迟迟没有音讯,老人后来选择在网上公布这份意见,但是两种途径均未得到仇和的回应。
“他之所以后来不见我,就因为我提的反对意见都是他预备实施的。”杨维骏分析。
之后,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仇和的主政思路正是杨维骏所极力反对的毁乡造城模式。
“他这人一意孤行、听不进别人意见。”杨维骏说,他经常接到云南各地民众针对政府官员的举报。其中关于仇和的举报,均集中于强拆事件。
2008年,刚到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开始策划强力拆迁城中村,在内部讲话中,他描述拆迁的原因,“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
当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惹来非议。城中村改造,面临着“扩大化”的质疑。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
2010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路同行的神秘商人
“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得知仇和被调查,宿迁一名官员说了这句话。
这位官员透露,今年二月底,宿迁市委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证实,宿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正在接受调查,并因此请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仇和要倒霉了。”该官员称。
梳理仇和的执政路线,会发现这个浙江籍商人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
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也和刘卫高有关。
在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口号中,一直有一句话,“带来百万,带走千万。”这句话所说的,正是刘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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