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将为新加坡留下丰厚遗产

　　2015年农历春节，91岁高龄的李光耀因患严重肺炎在医院中度过。3月17日，新加坡政府告知国民，李光耀病情恶化，正在抢救中。

　　李光耀是我们这个时代仅存的最具资质的跨世代战略家和政治家之一，他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参与塑造世界的几乎所有伟人握手，并在这些伟人悉数退场后续写人类政治史的传奇。他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并且赋予它远超其体量的光环。

　　李光耀创立的“新加坡模式”是20世纪延续至今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把新加坡视作“威权政治”、“专制主义”的成功典范，有人斥之为全盘西化的“香蕉共和国”，还有些曾被李光耀的“严法苛政”损伤过的人期待历史作出“公正评判”，指望新加坡会在李光耀身后发生民主化的嬗变。他们只不过是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挑选解读新加坡的角度，而且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着什么。

　　1965年新加坡迫不得已脱离马来西亚时，如同汪洋里的舢舨、“失去躯壳的心脏”“不知何去何从”。李光耀视人民的信任和勤俭好学为“最宝贵的资产”，给自己领导的政府设立了三条标准：小心翼翼对待人民的信任，避免因管理不当和贪腐糟蹋了它；政策公平、不偏不倚，确保由多种语言、文化、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务必使社会刚强勇猛、冲劲十足，在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李光耀忠实践履了自己的信条。他和他的同事们仿效以色列实行全民兵役制，建立了在海外受训的军队；将英语定为第一官方用语，中文则排在第二，目的是让国人习惯“英语思维”，“拥抱创新和开放的力量”；制订国际化的经济政策，使新加坡成为重要的出口加工制造基地；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基础设施，实施素质教育和文明规范，发挥转口港优势，提供国际化、有监管的金融服务，把新加坡打造成发展“绿洲”；理顺劳资关系，推行中央公积金和组屋制以及保健储蓄计划，不搞福利社会，确保中低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

　　李光耀最重要的执政经验其实是法治。在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的深造经历和早年的律师从业生涯使李光耀谙熟英美司法体系，深受英国工党执政理念影响，尊崇宪制传统和契约精神。而中国儒释道文化的浸濡和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更使他深知社会失去管理、权力失去制约可能产生的恶果，极重视在法度与秩序之间寻找平衡。

　　新加坡的“法治”是法律居于一切人之上，而不是一部分人利用法律治理另一部分人。李光耀强调“法律纲纪提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架构”，法律需要显示宽容、体谅人性、尊重权利，但不能不对权利加以限制，否则将会导致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走向松懈甚至完结。

　　尽管具备民主政体的几乎所有要件，但新加坡的“民主”资质不被广泛认同。李光耀对此并不在乎，他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治理效力。他说，人民一旦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就要接受他们制订的纪律，并能为实现已达成共识的目标作出牺牲，而所有重要议题都必须由竞选者公开摆在人民面前，无论谁被选来代表人民都必须忠实办理人民委托的事项——“这才是民主的真谛”。

　　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不搞资讯管制，但更强调媒体必须尽到“对人民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发行量及与之挂钩的广告收入故意发布争议性报道。李光耀坚持新加坡的报刊不能为外国人所有。对于在新发行的外国报刊，一旦它们发表针对新加坡的不实言论，李光耀两招应对：一个是如不照登新加坡总理府的澄清函，就限制他们的发行量；另一个就是诉诸法庭，当面对质。李光耀说，“资讯手段日新月异”，“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吃亏”，“我们必须设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李光耀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世界大势的变化，作出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决断。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拒绝反“新殖民主义”的浪潮之后，新加坡又在八、九十年代抵制发展中国家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坚持做世界的自由港、东西方的桥梁，站稳了潮头，至少没有像某几个最喜欢对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显示轻蔑的大块头国家那样在世界级的经济、金融危机和自生的社会动荡中沉没。

　　新加坡是深陷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又处在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这就给新加坡制造了先天的安全困境，使它必须积极游走于各方之间，主动“平衡大国”，维护自己的利益。李光耀的外交极热衷于三件事：促进东盟一体化，打造可依托的地区联盟；发展与美国的准同盟伙伴关系，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强联系，支持中国融入世界。

　　中美关系始终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观察点。他不认为谁能够阻挡中国崛起，“中国正以巨大规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须用三、四十年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但“千万不要制造一个敌意的环境”。不过李光耀也不相信亚洲将出现中国主导的新“霸权体系”。他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撤出亚洲，中美关系的最可能结果是达成某种相互谅解，即便两国不能合作，也应学会共处，并给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必须尝试与中国分享其显要地位”。

　　李光耀喜欢对身边国家的内部事务显示关切，原因是新加坡太容易被邻居们的家务事所波及，所以必须把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想在前。这使得他在一些国家的领导者眼中显得喋喋不休，甚至令人厌烦。不过，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心里也清楚，李光耀是最不会信口开河的那个人。

　　李光耀就像一座观点富矿，无论何时总能挖掘出思想的宝石，帮助人们看清变化莫测的世界。他也像面多棱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折射出投向世界的光，令大国小国的领导者们在思考权力与治术时总会习惯性地拿起新加坡这块精巧“模具”各取所需。

　　李光耀笃信人性本恶，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拒绝深陷纯粹的西方主义或者纯粹的东方主义巢窠，把流淌在新加坡人血液中的不同文化的优秀因子与现代司法、政治制度相结合，相信“治理的艺术就是在国家权限范围内以有限资源调动社会的最大多数”，并且“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标准”，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先验意义，可以提供持久启发。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充满挑战，比如李光耀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的身体状况以及人民行动党在一些选区明显下降的得票率。但李光耀给新加坡人留下丰厚财富，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与时俱进的国家精神，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会范式，小国大舞台的思维方式，以及及时察觉矛盾、解决矛盾、尽量不把矛盾留给后人的处事习惯。这些品质能够确保新加坡继续稳定发展。（本文系节选，全文将发表于2015年4月上半月号《世界知识》杂志。作者：晓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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