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析“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历史难再复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文章称，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

　　文章摘编如下：

　　新加坡什么时候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在此时无法有定论。一说1990年，那是因为当时李光耀卸任总理，不再掌管国家大权。一说2011年他和吴作栋一起从内阁引退时。还有一说是老人家百年之时。

　　如果以第三个说法作为“后李光耀时代”的开始，那个时代到来时新加坡会像历史上一些政治强人离开后出现很大的政治动荡和变化吗？

　　简单地说，不会，因为不存在什么复杂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但是，变数总是有的，尽管不一定会以戏剧性的形式出现。

　　最大的变数或许来自人民行动党内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行动党正面临团结问题。可以说，行动党是新加坡所有活跃政党中最不存在团结问题。

　　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可能是所有成员都赤诚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为有个人人拜服的精神领袖。由于有他的存在，无论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见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无事。但是，一旦精神领袖不在，出现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会如此团结。

　　新加坡现今社会的政治和选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政党内部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是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最大潜在挑战。

　　一个最明显的政治和选战压力是来自社会的变迁。新加坡上世纪末已经步入中产社会，经历了这20年的经济起飞，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也转变很大，许多中青年选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辈、祖辈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发生大动荡，如横扫全球的急性传染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重大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加坡不会大落，自然也不会有大起。人们将来或许必须习惯于一个相对平庸的年代，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放缓，这二三十年来意气风发的新加坡恐怕难以再现。

　　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满于现状，另一方面却无力改变现状。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政党，无论谁上台，选民总看不上眼，容易形成两党或多党制。到了那时，或许很多新加坡人普遍从现在的热衷政治又回到当年的政治冷淡，历史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比如尚达曼3月5日在国会里说，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个人和集体责任相辅相成的更牢固社会契约”，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到后冷战，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但是东西阵营缺乏沟通，互相无法认识，更谈不上了解。时势造英雄，李光耀横跨东西的优势和对世界局势的敏锐观察，正好在这个信息缺乏的时代发挥作用，无论东西方的外国领导人，都很重视李光耀的观点和见解。不但李光耀之后的两任总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响力，实际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国家，其领导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英雄也造时势，新加坡借着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而提高了国际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许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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