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上相对自由市场化,而政治上高度强势集权结合,对腐败零容忍。
腾讯网综合报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今日凌晨3时18分去世,享年91岁。李光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奇迹,带领新加坡跻身亚洲发达国家之列,也成为中国发展借鉴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送出大批官员去新加坡学习。前些年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多次提到新加坡政治经济体制题目,另据港媒报道,中央高层对学习新加坡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在保留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现代和高效的国家。如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发展的路上遇到困难时,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声音再度响起。
新加坡的成功,除了作为马六甲海峡咽喉的独特地理优势外,更重要的是由它基本发展模式所保障。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表示,其模式一句话可以概括:经济上相对自由市场化,而政治上高度强势集权。
自由港海洋经济的“丰功伟绩”:以港兴市工业为辅
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罗天昊认为,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国”,却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海洋经济居功至伟,这点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重要港口借鉴意义重大,如欧亚大陆桥起点同时又是东部港口的日照,以及北部湾战略要地同时又是南方大港的湛江。
新加坡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自由港,既是全球重要的港口、海洋性战略枢纽,同时贸易发达。新加坡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贸易自由化、关税减免、服务一条龙的自由港海洋经济。
同时,新加坡物流业发达,对GDP贡献超过8%。此外,新加坡加大了临港工业的发展,还成功吸引著名的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这种自由港模式对中国香港、湛江等港口城市,以及经济特区深圳,乃至上海自贸区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例如上海自贸区可以借鉴新加坡自由港模式,探索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开展离岸金融服务,促进服务业发展,发展高端服务型国际航运中心,创新贸易监管模式等。
完整的产权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
张庭宾在分析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评论称,三中全会决定便借鉴了颇多新加坡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在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吴乐进在分析新加坡模式时,援引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思想:“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产权制度和相关的社会制度以促使个人在寻求经济利益的时候能够和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不能囿于意识形态的成见,人为地将私有制视为非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承认私有制的存在在现阶段有其天然的合理性。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中,不能没有私有制经济,宪法上应当明确规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现阶段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按劳分配,也需要承认其他要素,如技术、信息、土地、资本等各种要素都有权参与分配,发展市场经济。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定也明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作用”;“赋予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和等价交换的权利,以激发各种要素活力竞相迸发”。
“政治与经济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
吴乐进在分析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借鉴的时候就表示,政治与经济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即两个领域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经济活动——价格的自发波动、企业的自由进退、市场的自主运营,依据的基本上是经济自身的规律,不能为政治波动。
与中国不同,新加坡的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企业领域没有。但在中国,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都有具备行政级别。而“中国的行政级别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吸引和创新力的激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专著《中国模式》中对新加坡模式的借鉴意义做了详细论述,他讲到,“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因为企业“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
在这点上有一个争议,即数据显示,新加坡不是以私有制为主导,政府控制企业占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新加坡的国企,和中国的国企不同。新加坡国企并不能得到政府的特别优惠政策,而是和其他私有企业一样在市场法则下运作。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出资人的角色,整个运作有现代的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它是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所以,政府就不会有超权力。但中国“央企的领导人还是中组部任命的”。
因此,公平、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并没有因新加坡国企的存在而变化。
威权体制下高效廉洁的政府举世闻名
“高效而廉洁”是举世公认的新加坡政府特色。新加坡的政府效率来源于其法制和威权体制的治理方针。
“绝不宽容违法者”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治国作风。新加坡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循法律照章办事,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作风存在,执法必严,绝不徇情枉法。
张庭宾表示,当下中国,通过建立和保障对官员的体系监督,是最现实有效的办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在取得进展:
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破解阻碍改革的各种条条块块的既得利益;加强纪检、司法的独立性,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去,“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总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储昭根表示,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是政府主导型,若没有特别严格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更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其发展的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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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曾于1993年访问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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