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长称沦为公关局长：帮企业跑环评 应付检查

　　3月23日，环保部工作指导刊《环境保护》微信公号刊发文章《环保局长忏悔录：我是公关局长、作秀局长》，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封基层环保局长的匿名信，该局长信中透露，县领导曾对他说：“你的政绩与我的政绩是冲突的，你若是敢影响我的政绩，我必……兄弟你委屈几年，我必有厚报！”更直言自己工作像一个秀场，帮企业跑环评，应付上级检查，公关技巧和演技日益炉火纯青。

　　也该建立非法干预环保执法记录

　　要让环保局长“做回自己”，就得对干涉环境监管执法行为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全面清理非环保部门职能范围的工作任务。

　　10年环保老兵，遭遇领导“冰镇”，读罢让人感慨，却也道出了很多基层环保人员的环保执法现状。就拿2014年的几起环境事件来说，腾格里沙漠排污，桃源创元铝业污染，地方环保部门都成了不少人眼里的罪魁祸首，而有些纵容污染的元凶却逍遥舆论外。这也是近年来基层环保官员动辄抱屈喊冤的一个重要缘由：他们俨然身陷某个困境——在岗手脚施展不开，愿意做事，常会遭受干涉，严格执法吧，可能自身不保；碌碌无为听之任之吧，上头会批网友会骂。

　　眼下新《环保法》实行即将满三月，它赋予环保部门以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权，这给了环保部门些许底气。但得认识到，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利益博弈错综交织的情境下，短期内环保部门仍难摆脱长期以来“有义务没权利”的尴尬局面。而在GDP至上思维被淡化的过渡期，影响环境监管执法的障碍因子——唯GDP政绩导向注定仍会存在，这依旧会阻滞环保执法的步子。

　　那该怎么办呢？依我看，这还得从几个方面着手：比如，眼下我国各级环保执法部门都归本级政府管辖，在人事、财政、物资等方面都归属于本级政府，当其所作决定跟当地政府意见相左时，极易受到干预。基于此，除了将环境执法权限主体统一外，还应采取更多措施，纵然环保系统垂直管理有难度，也该适时采用建设项目环保一票否决制和区域限批，建立非法干预环保执法记录制度，严格对干涉环境监管执法行为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主要领导逐渐走向制度化、常态化，避免瞎指挥、乱干预。

　　再者，在廓清环保部门权力清单后，要全面清理非环保部门职能范围的工作任务，包括到处公关，招商引资，给违规项目开绿灯等。让环保部门从此告别裹脚老太，放得开手脚做事。而地方环保部门也不能自甘软柿子，在强化业务技能同时，把执法做硬朗起来。还要多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环境监管执法，如今无论是治霾还是水源地保护，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已开始尝试对话与联动，给地方环保部门助力，这些民意资源当利用好。

　　环保部门尴尬的症结，以前在“没权”，以后得防“被干涉”。而要让环保局长“做回自己”，就得在保障权力和遏制不正当干预上多下工夫。

　　赵亮(环保组织从业者)

　　究竟是谁将官员生生逼成了“演员”

　　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使得拥有权柄的人都成了权力的侏儒，一些地方的官场生生逼成了“秀场”，将官员逼成“演员”？

　　最难得的是体制中人以自身体验，揭示基层政府环保之现状及背后原因。但要说对这样的现状及原因我们有多意外，恐怕也不尽然。不论是唯政绩论，还是一些职能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状，几乎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痼疾，也都亟须从体制改良及法治完善角度予以改变。因此最艰难的，正是体制中人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间的选择与处境。

　　不论有多少不甘，这位匿名环保局长的做法仍是合其流同其污。“我有苦衷，但我应该忏悔。”虽然我不知道，一位标榜“曾立志为全县群众守住蓝天清水”的环保系统“老兵”，到底为他的志向与职责坚守过什么，但实情却是，他的志向一经县领导的“威胁利诱”便全然溃败，不得不尽心尽力地当起了一名“演员”来。

　　“演员”事小，失职事大。从信中可知，这名环保局长不仅对违法排污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背地里还弄虚作假，为被查企业提前通风报信。这已涉及不作为乃至知法犯法。这种失职虽然不是一句“我惭愧，我对不起全县人民”就能交代，却仍被他以“可是我无奈”几个字轻轻推卸。

　　涉事环保局长的匿名信，诉说的其实仍是一种苦衷，表达的也仍没超出“吐槽”的范畴。但若说苦衷，谁无苦衷，要说吐槽，谁又无槽可吐？与这位环保局长在网上获得的巨大同情不同，匿名信中的“县领导”俨然成为“万夫所指”。但设问一下，如果允许那位县领导来掏掏“心窝子”，会不会同样少不了许多不得已之苦衷，谁又能否认他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演员？

　　问题就在这里：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使得拥有权柄的人都成了权力的侏儒，使他们宁可违背本性、背弃民意，也要听令于上级并莫敢不从？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将一些地方的官场生生逼成了“秀场”，将官员逼成“演员”？制度呵护人性中向善一面的力道，又去哪里了？

　　一说环保体制，总难免有人要求垂直管理。我倒是觉得，一切公共权力只有找到它所服务所敬畏的对象时，才可能理顺体制。这个对象，便是民众。孙立平先生说过，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如果权力总未能真正从民意及公共价值中找到信仰，而仅仅满足于封闭运行、仰上级之鼻息，便难免“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

　　杨耕身(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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