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在筹建亚投行，很多国家都在加入，八国联军又回来了，您怎么看？”3月的2015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一位听众对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如是发问。

　　抛开林毅夫的回答不说，这个提问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根据2014年10月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中国等国发起成立。这一话题如今已经成为和房价、股市一样热门的话题，普通民众也津津乐道。所谓“八国联军”的说法，除调侃之外，倒也道尽了中国民众的自豪；尤其在英国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决定加入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国迅即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一转折堪称戏剧性，中国国内媒体纷纷在用“争相恐后”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一态势，新闻报道每多一个国家表示加入，都引发新一轮舆论热潮，隐约有“万邦来朝”的复仇快感。

　　亚投行的热潮，也蔓延到汇聚国际国内各界名流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面对亚洲开发银行银行行长中尾武彦有关亚投行成立遵照“最佳实践”的先行者建议，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并不认可“最佳实践”这一概念，称“很多西方国家提出的一些规则，我不认为是最佳的，不见得现存制度都是最佳。”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则解释了中国官方对于亚投行的态度，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亚投行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亚投行所代表的“新时代”呢？坦白说，亚投行新闻刚刚出炉之际，最初仅被视为一条普通的国际财经新闻，而随着2015年英国等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新闻引发了一轮一轮热情，亚投行所代表的政治、外交意义才更多凸显。从经济定位而言，亚投行只是一家区域性开发银行，同区域内已经有亚洲开发银行，世界上类似的还有美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而世界性机构更是已经有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那么亚投行的设立为何掀起如此轩然大波？答案在经济之外。既存机构要么反映了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强势地位，要么延续了日本在亚洲地区曾经的领先优势，而当时代已经变化之际，中国必然根据自身主张提出相应的经济议程，设立对应国际机构自然是外交步骤的重要一步，换而言之，亚投行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实质之一，就是从曾经的落后恢复昔日的荣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亚投行，不仅要理解亚投行本身代表了中国对于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诉求，也可理解中国官方为何对实际好处不大的人民币国际化如此着迷，以及手笔阔绰的“一带一路”计划。类似亚投行的思路，据悉在中国某些部委其实多年就有过类似设想，只是当时中国经济与国家实力于今日无可比拟，仅仅停留在“头脑风暴”这一阶段。

　　时代不同了。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成为事实，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36463亿元人民币，成为继续美国之后的第二个10万亿美元大国，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两倍、印度的五倍。如何赢得与之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将成为中国的下一步努力目标，经济的衍生必然是政治。

　　如此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对于亚投行的反应也趋于分裂。即使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也充满了不同声音，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干涉英国加入亚投行，而也有人认为英国加入亚投行是误判。虽然亚投行背后的政治意图值得考量，但是回归经济角度仍旧可以更好地解读。回到开头的问题，林毅夫认为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中国积累高达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过去投资美债收益率并不明显，因此成立亚投行对于亚洲国家以及中国都有利，他在总结各国加入亚投行的热情时，用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成语：“得道多助”。

　　众所周知，林毅夫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理解国际机构运作，其解读也部分代表了中国官方智囊的看法。金立群也引用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地区在2020年前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之前，现存机构其实没有完全满足这一融资需求，中国的加入无疑是增加了融资供给。从经济学而言竞争总是好事，如果希望避免一些国家担忧的逆向竞争，对这些国家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参与规则的制定，在对话与博弈之中达到均衡。

　　观察亚投行的相关争议，就仿佛一头醒来的大象，中国的脚趾刚刚伸出国境，趟入到亚洲，因为身躯庞大，其动静也分外瞩目，就引发了旧秩序的反弹，而这只是中国式全球主义的初期阶段。刚刚过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中国理解甚深，他曾如此描述中国的外交定位，“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这也意味着，中国必然将谋求与其经济实力匹配的各种“软实力”，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其实现方式则存在多种可能，如果以平和对话而非激烈冲突的模式达成，那么将是多赢。如今的现实情况在于，中国希望加入组建国际新秩序的对话，而且这一趋势无可回避，亚投行未必是最佳实践，但如果关闭这一窗口，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一定不是最佳实践。善意合作的意愿是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则要看亚投行能否在细节中成功执行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