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是个非常正式的法律用语，有一套正式的程序和流程，行文的规范，用语的准确，都有相当的讲究。既然是正式的，那么非官方的，特别是私人的关系，如何通过正式的证明予以确认，有时候就变得令人啼笑皆非。

　　昨天，人民日报讲了这样一个奇葩的故事：一位陈先生费尽周折，却始终不能从官方的途径获得正式的证明，来证明“我妈是我妈”。起因是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却被要求出具陈先生和母亲的母子关系证明。早已落户北京的陈先生，老家的户口簿自然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这证明自然没法开。谁能为一个户口本上没有的人开具证明？陈先生非常恼火，最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获得免开证明的待遇。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找工作要开“品行证明”、卖房子要开婚姻状况证明、办公司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还有更窝心的，是异地养老的老人，每年都要拿一份报纸，拍一张照片寄回所属社区，证明自己还活着。吊诡的是，社区是跟老人打电话联系之后，才布置的这个“作业”。亲耳听到声音还不能证明自己活着，真是“无图无真相”的现实版。

　　诸多的证明，有的是明确有法律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主管部门懒政的表现。证明能证明什么呢？除了一纸文书，其实什么也不能证明。对于所要证明的事件、身份、状况，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还有什么信息是不能查到的？非要老百姓费尽周章找那些有的没的部门去搞证明，除了增加老百姓生活成本，就只能起到推卸责任的作用。

　　其实，要让老百姓少跑腿，少打几个证明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在与各个政府部门、单位、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主动或被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房产交易信息、个人所得税情况、健康身体状况、婚姻状况、个人信用等等诸多的信息，因为部门利益、信息壁垒的原因，而躺在各个部门、单位、公司的电脑里睡大觉，需要用到这些信息的时候，需要查询调用的部门却无权调阅查询，只能靠打证明这种土办法，来了却这种纠结。

　　除了必要的一些信息需要公民提供之外，很多的信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地方工作人员张口闭口“就是这么规定的”，一副“县官不如现管”的模样，真的要细究起来，很多所谓的规定，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不必要的证明，有时候甚至会给“权力寻租”提供空间，是完全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对地方政府部门法定职责的梳理,将行政权力的具体项目、法定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和相应的责任以清单的形式列出来向社会公布。某些不必要的证明，也应当在这次的清理名录当中。

　　通过权力清单厘清公民到底需要什么证明，通过技术进步打破部门、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才能减少老百姓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从而使得证明这件事变得不那么纠结。证明自己活着，其实不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