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退休干部18年捐80万元海南助学 曾吃百家饭长大

　　报恩家乡

　　吃百家饭长大的广东退休干部邱良炳在定安老家设基金会

　　邱良炳

　　一个几块钱车费都要讲价的人，一个内衣内裤都要妻子做的人，一个因不舍得花钱选择自己给家人剪发的人，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慷慨捐出79.9万元。

　　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走出了村子；当他在他乡成家立业，准备再次回到村子时，他选择了这样一条回乡路：节衣缩食，把工资省下来，去帮助那些和他一样曾经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孩子。捐出一万元，两万元，三万元……谁也想不到，他坚持了18年。

　　2378名贫困学子受到过他的捐助。村民说起他，满是感激。

　　来时的路和要走的路是同样用“爱和奉献”铺就的。而当受到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将捐款送到他的手中时，邱良炳体会到，这一定是一条延伸向未来的路。

　　18年捐出工资近80万助2378名学子上学

　　12岁成孤儿吃百家饭长大

　　4月8日，定安县新竹镇龙坤村，天气骤冷，雨花打在人脸上，冰凉冰凉的。但冒着细雨的村民们说起从村子里走出去，又从外面走回来的邱良炳，却满怀热情。

　　特别是老人们，咧开嘴巴，自豪地说起那个常来自家吃饭的小孩。

　　1952年，龙坤村的一座泥坯小屋里，邱良炳的母亲生他时，已是40多岁的“高龄产妇”，父亲也已是年近半百的老人了。记忆久远，邱良炳却记得，在他6岁时，危病中的父亲拼尽全力，抽上一口卷烟后，两只手便永远地垂落下来；而在1964年的一个阴雨夜里，母亲在饥饿中永远闭上了双眼。12岁的邱良炳成了孤儿，面对着未知而无助的未来。

　　“母亲患的肺痨是传染病，所有的衣物都被拿去焚烧了。”邱良炳记得，小屋里除了撒满白石灰，仅剩下一张冰冷、吱吱作响的木床，还有邱良炳穿过的几件破旧衣裳，堆在床头。

　　生活变得冰冷艰难时，是龙坤村的村民用温暖的双手托起了邱良炳下坠的人生。

　　“村里人都很疼我，我的小碗里常常盛满热乎乎的粥饭。”邱良炳说，公社干部破例按一个“成年劳力”给邱良炳分配口粮。他记得，有一天，他蜷缩着钻进小屋的稻草堆里睡觉时，远处传来一阵急急的脚步声，随后听到有人推开他家的小木门。

　　当他从草堆里钻出来时，新竹镇解放后的第二任乡长吴明志站在了他的面前。邱良炳揉着眼睛仰望着吴明志。吴明志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4元钱塞到小良炳手里。临出门时，吴明志弯下腰对邱良炳说：“从今天起，你到公社领回救济棉胎和布料吧，以后睡觉时就会暖得多……你再到办公室签名，以后每月领4块救济钱吧……”

　　邱良炳说，听到那句话时，他幸福地哭了出来。

　　孤儿的童年，因邻里的爱而不再孤单。今日婶婶一碗粥，明日叔叔一把萝卜干；这个帮他晒谷，那个帮他缝补衣裤，就连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也都格外关心他。

　　一条通往光明的求学路，也在邻居和老师的关心下变得踏实。

　　成立基金会帮助贫困孩子

　　有一天，邱良炳敲开了老村长王乃让的家门。两个人盘坐在老木桌旁，邱良炳说：“龙坤村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要从教育入手让龙坤村走上致富路。”

　　“谈何容易。”老村长看着邱良炳。

　　“我家在广州有些积蓄，我想把它拿出来资助孩子们上学。”听了邱良炳的话，老村长眼睛一亮，又稍纵即逝：“你有多少钱？又能帮上几个娃？”邱良炳给出的回答是：“能帮一个算一个。”邱良炳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一开始，邱良炳尽自己所能，这个孩子给200元，那个孩子给100元，那个孩子给50元。很快，他发现这引来了一些村民的不满。“村子里有三个姓氏，你分不平均，或者有些没有兼顾到，问题就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邱良炳想到要搞“基金会”。

　　邱良炳当时的工资只有800元左右，他拿出了一万元积蓄，作为启动资金。

　　王廷坤记得，1997年，“邱良炳教育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孩子们领到奖学金时欢喜的模样。虽然第一届只发了两千元，但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没领到奖学金的父母都和他们孩子说，你还不努力！”不知不觉间，邱良炳已经把希望种进了这个村子。

　　刚成立的时候，周一到周五都要上班的邱良炳，如何兼顾工作和基金会的事？

　　“除了我老婆，单位没人知道。”邱良炳说得神秘。原来，每到周五晚上，他就到芳村客运站乘坐大巴车，到周六赶到海口，又从海口辗转回到村子，待到星期天，再从海口搭车，在周一天亮前赶回广州，到单位上班，“每年都回几趟，有时候半个月回一次。”

　　这么多年来，邱良炳每一次从广东回海南都乘坐汽车，他舍不得坐飞机。

　　与此同时，家人和朋友最初的不理解，也是邱良炳必须面对的。即使多年后的今天，4月8日，当记者在电话中问邱良炳的妻子，怎么看待丈夫的助学之举时，她快人快语连续说了几次“反对”后，便不愿再多说。“她不同意也没办法。”邱良炳并不回避这些意见。

　　邱良炳说，路再难走，他也要走下去。

　　走出故乡后再回到故乡

　　沐浴着乡邻的爱，1975年，邱良炳又被乡亲们保送到华南农业大学。

　　那一年，他真正地走出了村子。去上学的那一天，他背着行囊，村里堂叔阿婶阿婆都来为他送行，他记得，堂叔拉着他的手说：“好好读书，多学本领！”邱良炳点了点头，向乡亲们鞠了三个躬，眼里含着泪光。

　　他每一次回头，望到的都是村民们的目光。“那一刻我就想，无论未来怎么样，我都一定不会把家乡忘记。”邱良炳说，当他走出村子时，他就知道总有一天自己要“回来”。

　　毕业后的邱良炳被分配到了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

　　邱良炳回来了。那是在邱良炳离乡15年之后，他踏上了归途。然而，1990年，当他再次走进那片生养他的土壤，他发现一些疼爱自己的老人更老了，而村庄，依然贫困。

　　“我去拜访乡亲，去关心那些孩子。”邱良炳说，和乡亲聊天让他感到震惊，“全村400多人文盲竟占多数以上，穷得孩子没有书读，农村严重存在生产落后，技术人才缺乏。”

　　邱良炳把身上的钱都分给老人家和孩子，心事重重地离开村庄。

　　邱良炳觉得自己找到了村庄贫困的原因：封闭，落后，不重视教育……

　　村里的小学老师王廷坤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成为了邱良炳的一位返乡“助手”。王廷坤记得，有一天，邱良炳给他寄来了很多表格，让他帮忙统计村里的状况。“调查村里有多少地，有多少人，各种各样的表格。他说他想帮家里制定一些致富办法。”

　　王廷坤一开始将信将疑，但很快他发现邱良炳是真干。

　　“他把村民都召集起来，号召大家种植槟榔。”王廷坤说，当时村子里只有很少人在种槟榔，由于邱良炳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家都听他的。在村里的祠堂前，一个灯泡亮着，照着邱良炳和村民们的脸，“如果不是他的组织和号召，村里脱贫没这么快。”

　　也就是在这个祠堂的灯光前，几年之后，第一次奖学金下发。

　　不舍得花钱自己给家人剪发

　　人们好奇，79.9万，这样一个数额的捐款，邱良炳是怎样存下来的？

　　走进他家便可以了解到。已经退休的邱良炳每个月有9000多元的退休金，但他依旧和妻子住在单位老旧的房改房里，穿着妻子用缝纫机缝制的内衣裤。

　　邱良炳与家人这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到像样的地方去吃过饭喝过茶。“早上在家里吃早餐，中午在单位吃午饭，基本上不怎么花钱，都存下来。”邱良炳说。即便碰上儿子考上大学这样的喜事，邱良炳也借口“吃家里饭适口”为由，让妻子做上几道家乡菜，图个合家团圆。平日里，邱良炳一家更是简朴得不合时宜，淡菜、稀饭成了邱家的家常便饭。

　　邱良炳一家人的头发，都是邱良炳自己剪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和孩子说：“儿子，你考上大学了，我的手艺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自己到外面理发吧。”

　　在王廷坤这个得力助手的眼中，邱良炳有点“寒酸”。每一次回来都穿着单位的衣服，哪有什么西装革履。这么多年车也没有一部，经常都是王廷坤骑摩托车到镇上去接他。王廷坤说你买个车吧，邱良炳笑笑，说基金会还有很多地方要用钱，怎么能乱花钱。

　　有时到了镇子上，几个人要一起吃饭，饭馆有好有差，邱良炳总是选择差的。从镇里回村里搭三轮车，对方开价10元钱，邱良炳也一定要讲价到8元才坐。

　　有时候，王廷坤也会生气。王廷坤帮着做事是义务的，邱良炳非但过年过节没有请吃一顿好的，还经常催工作进度。每当这时，邱良炳总是说：“我们做事不是为了求回报。”王廷坤心里的气很快就消了。“和他的付出相比，我的付出真的太渺小了。”王廷坤说。

　　“邱老反复跟我说的是，人要学会感恩。”王廷坤说。

　　正是靠着这种“寒酸”的过法，助学的钱，才在他手上一点点地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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