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要求公开监狱执法、管理过程中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监狱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结果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监狱执法领域的重点和热点内容。除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内容外，监狱还应公开罪犯申诉、控告、检举的方式和途径，向罪犯近亲属公开有关罪犯的个人服刑信息等。（新华网4月8日）

　　这些狱务公开的举措，堪称是真刀真枪的“硬招”：打破监狱事务“雾里看花”，剑指高墙内腐败、内部管理不严，强化公开监督与问责，公开保障服刑人员权益。这些更加透明公开的措施，让十八届四中全会“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的重要决议，在具体细化中落地生根。

　　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是人类社会的“孤岛”。高耸的围墙、通电的铁网和武装的警卫，让罪犯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被禁锢的自由，则是他们为各自罪行付出的代价。也正因为这个特定环境的封闭性和严格性，让公众较少关心和过问，囚犯群体的基本权利究竟有未得到保障，有关监管法规是否得到有力遵循。

　　然而，近年来，从“洗澡死”、“噩梦死”、“洗脸死”等离奇死亡，到重刑犯从容越狱、服刑人员吸毒、伪造假资料假释、花钱赎身等乱象，到健力宝前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黑龙江讷河等监狱丑闻的陆续曝光，都真切地告诉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即便是号称有最严格监管措施的封闭场所，也有可能沦为一块“法外之地”。

　　为什么监狱会问题迭出？恰恰就出在引以为傲的封闭性之上。与社会相对绝缘的微环境，虽然有利于限制囚犯的自由，却也不利于外界的监管，由此释放出了“权力之虎”——权力集中、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以张海案违法减刑案为例，检察机关追责共立案24人，司法行政、监狱系统、看守所系统为之徇私舞弊、大开绿灯的竟有14人之多。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也不乏权力失范的迹象。

　　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黑狱”问题也不少，从《肖申克的救赎》、《越狱》等经典影视作品中便能窥见一斑，但总的看，倡导和推行阳光法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以美国为例，尽管没有狱务公开的专门法律，却依靠宪法及其修正案、最高法院判例等，充分保障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囚犯合法权益，甚至赋予他们会见新闻记者、起诉监狱长的权利，这对于监狱管理者无疑形成了有效反制。

　　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公开已成共识。监狱管理虽说有一定特殊性，但也必须秉承公开精神、从人治走向法治、束缚不服帖的权力，而这也是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试想，监狱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信息全部公开，借助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犯人家属、学者、新闻媒体等形成的合力，那些僭越权力者将不敢轻举妄动，即便铤而走险，也必是举步维艰，而“监狱风云”也就难以一再上演。

　　深化“狱务公开”说易行难，尤须抓住“限权”这个关键，不能让好制度沦为一纸空文。早在1999年7月，司法部便下发了《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试行）》，公开内容包括罪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考核分级处遇的条件和程序等，两年后全国监狱更是推行“狱务公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成效乏善可陈。归根结底，还是让不受限制的权力“任性”主导，如此“歪嘴和尚”岂有不“念歪经”之理？

　　审视司法部最新《意见》，从加强制度精密设计入手，通过升级版的“狱务公开”限制监狱权力，迈出了更有力的一步。但从长远看，还需要继续主打“限权牌”，在加大执行监督力度、扩大民众知情权、保障囚犯合法权益上拧绳使劲，如此方能更有效地束缚不安分的“权力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