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结婚真有这么难吗？海南1女子1阿公2媒婆联手骗婚

　　原标题：一名妙龄女子、一名盲眼“阿公”、两个媒婆

　　织一张“骗婚”网连骗4人

　　骗婚女周荷自述——

　　我知道迟早会被抓案情回顾

　　近日，昌江公安局、东方公安局成功告破一起骗婚案，共抓捕犯罪嫌疑人4名：屯昌女子周荷(19岁)、昌江媒婆符某桃(72岁，取保候审)、乐东媒婆梁英(53岁)、昌江盲眼洪阿公(70多岁，取保候审)。这4人分工协作，扮演不同的角色，利用类似的作案手法，在假装“拜公”之后诈骗了定安、澄迈、江西、福建等多名大龄男子，涉案金额达33万余元。

　　 4月12日，南国都市报报道了该案。连日来，记者对该案进行深入调查，对话涉案人员。他们年龄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却有着相似的迷失——为了“改善生活”或是满足欲望，在追求金钱的路上丢弃了良知。

　　盲眼洪阿公 刘孙谋/图

　　4年前的骗婚案也发生在他家

　　昌江昌化镇耐村一间简陋的房间里，洪阿公坐在床上。他说，他看不见已经27年了，老婆也患有多种疾病，平时老两口就靠每个月120元的残疾补贴艰难过日子。

　　记者与他谈起“骗婚”的事。时而，他说他老婆不知情;时而他又说他老婆也一起收了红包，各200元。谈及为何为骗婚提供场所“拜公”时，他辩解说，“不知道他们这样，如果知道他们这样，一刀两断，我都不给他们来了。”

　　然而，无论是办案警察还是涉案媒婆，都知道阿公话里有“谎”。

　　 “阿公好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工了。”媒婆梁英说，拿到礼金之后，她曾打算分给洪阿公1000元，但洪阿公不愿意，说，“最起码也要2000元，不然就揭穿骗局说是骗人的。”梁英称，第一次给了洪阿公1800元，第二次给了两千多元，之后每次都给。

　　这明显与洪阿公所说的“200元”大有出入。

　　而当地昌城派出所民警张改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情况：早在2011年，当地就破获了一起骗婚案，虽然媒婆不是同一个，但骗婚的场所，也是在这位洪阿公家。“但他自己否认，总是说自己什么都不懂，装糊涂，又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犯。”

　　这一次，洪阿公依然称“不知道”、倾诉自己的“贫困”。而他提供给犯案人员“拜公”用的瓦房原址，现在正在盖新房。

　　妙龄女子周荷

　　千元衣服穿几次就送姐妹

　　自称父母溺爱要钱随便给

　　看守所内，扎着马尾，戴着手铐的周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面对镜头，周荷并不显得紧张。她今年19岁，是酒吧夜场的常客。

　　据周荷说，多年前，刚上初一的她偷偷地退了学，便到屯昌一家酒吧工作。那时，父母在外工作。在东方工作的母亲打电话过来问她学习的情况，周荷说“还可以”搪塞过去。直到寒假，父母才知道真相。

　　“家人太宠，有点钱就出来玩。”周荷说，辍学后她开始辗转于屯昌、海口的酒吧上班。

　　说起酒吧的灯红酒绿，周荷脸上露出自豪神色。她对海口和屯昌的酒吧如数家珍，并大方透露自己的酒量“一瓶一斤装的白酒没问题”。这一切，周荷都瞒着父母。即使后来到了东方，在父母的严密“监视”下，她也总能想到办法出去玩。“他们一般晚上九十点给我打电话，我就说我睡了，等到11点，我再直奔酒吧夜场。”

　　流连酒吧的周荷还爱买衣服，喜欢一切新鲜时尚的东西。苹果5手机刚上市的时候，周荷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买了一台。在买衣服上周荷也丝毫不手软，看到喜欢的，不管多贵都买。一千多块钱的衣服，穿了几次之后，朋友喜欢，就送给朋友了。

　　 “我爸妈太宠我了。”周荷说，父亲从事的工作不错，母亲开麻将馆，家里算宽裕。在周荷的印象里，爸爸是个“吝啬”的人，喜欢喝酒的他只舍得买几块钱的白酒。可是，每次周荷回家，“看到我包里只有几十块钱了，爸爸身上有六百的话，就甩给我五百块。”

　　在周荷的微信和QQ里，都是她到酒吧、KTV、商场玩的种种自拍照。

　　据警方调查，梁英抓住周荷贪玩、虚荣心强、花钱大手大脚的弱点，才找她一起行骗。

　　周荷说，梁英刚找到她的时候，起初她是真的想找个男人相亲。2014年5月前后，周荷跟着梁英一起去见江西男子小李，“车上，她跟我说是做假的，我想放弃，但她说听她安排就可以了。”

　　诈骗成功了，周荷获得了4500元。她很是害怕，好几天不敢出门。“我跟媒婆说，如果对方要求退回，我就退回给他。”周荷说，不久之后，又有一个福建的男子要来相亲，她想拒绝，却被告知已经有“案底”，没退路了。

　　第三次，骗的是定安的一名男子。第四次，澄迈的男子来了，问她的电话，她已经不想给了，“梁英把我的电话给了他，又负责跟他姐姐等人联系。”

　　周荷觉得路已经越走越黑，她很害怕。“我早就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被抓。”周荷说，她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我实在忍不住，跟我最好的姐妹说了。她跟我说，既然做了，就面对吧。”

　　周荷说自己决定面对。当她得知理发店叫她去领剩余工资时，她其实是怀疑的，但她依然去了。负责办案的民警表示，抓捕周荷的时候，她并没有反抗，只是有点茫然。

　　周荷交代了自己参与的4起诈骗案，她共分到了1.92万元的好处费。

　　 “做了这件事，我第一感觉对不起的就是那些受害人，我想跟他们说，我错了，求他们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第二就觉得对不起我爸妈，他们对我真的太好了。”想起此刻正不知何等悲伤的父母，戴着手铐的周荷掩面哭了出来。

　　媒婆梁英

　　借钱为残疾儿子办婚事

　　自称“被迫”却涉案7起

　　媒婆梁英(老家乐东)，目前被警方怀疑涉嫌七起骗婚案件，包括昌江的4起和东方的3起。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闪烁其词，自相矛盾地说了很多为自己开脱的话。

　　对于警方认为她涉案7起，梁英为自己辩解说，在参与这4起诈骗案之前，她只参与过一起。

　　 “我借了昌江的符某桃2万5千元。”梁英说，正是2014年6月的这笔欠款，迫使她走上了这条诈骗的路。借钱后，符某桃用各种粗话骂她，要她还钱。“我跟她说我会想办法，她就让我多介绍几个人结婚赚钱，快点还钱给她。”

　　然而，自称被迫走上这条路的梁英，却没能解释为何借钱之前已开始诈骗。

　　 “我是真的想为周荷找个男人嫁。”梁英说。她编造的谎言很快被一旁的民警揭穿。“你想给她找个男人，为什么带她去假外家‘拜公’?”民警问得梁英哑口无言。

　　不过，梁英确实有着一段较为坎坷的人生经历。

　　 1980年，时年18岁的她经人介绍和澄迈县瑞溪镇的一名男子走到一起，未领取结婚证开始同居。1987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男友认为那不是他的孩子，两人就此分手，儿子跟随母姓。儿子1岁大时，有一次，因摔在了地上落下手脚二级残疾。母子俩相依为命。梁英说，生活来源主要靠她打零工赚的生活费。

　　 “我小孩找对象时也被骗了七八千块钱。”梁英说，两年前，她那残疾的儿子相上了一个对象，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女方怀孕了，却提出必须买房才能领结婚证办酒席。为了促成这桩姻缘，她想到了符某桃，提出借一笔钱，没想到，符某桃很爽快地答应了，借给她2.5万元。然而，最终这起婚姻却没能促成。

　　“我也是欠人钱才无奈(去诈骗)的。”梁英辩称。

　　民警问：“难道贫穷就可以有理由去骗别人了吗?”梁英再次哑口无言。

　　  延伸阅读>>

　　是天真轻信还是无奈一搏?

　　近年来我省西南部地区骗婚案频发，折射出农村贫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易被骗等问题

　　昌江和东方的这几起骗婚案，并非孤例。

　　 2012年8月，儋州市大城镇，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骗8000元彩礼;同年8月，42岁的屯昌县西昌镇土龙村残疾男子遭遇骗婚;在海口，曾发生4名男子被两名女子合伙骗婚，损失32万元;2014年，三亚3名男子也遭遇骗婚……

　　骗婚案件频发所折射的现实问题是，家境贫困的高龄农村“剩男”结婚难，为骗婚案件提供了空间。

　　骗局特点

　　利用“拜公”“办酒”

　　卸下对方最后防线

　　 “这些找对象的人是有防备的，一说到钱，往往就防备了，但对方设计的圈套也是环环相扣的。”昌江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张其才分析，诈骗团伙往往先安排短暂见面，用容貌吸引对方，然后通过网络聊天取得对方信任，并表达愿意和男方交往，钓男方上钩。当男方认为这桩婚姻将成时，再用“拜公”、“办酒”击垮男方最后的防线。

　　 “媒婆利用了风俗，一般而言，拜公了就相当于是结婚了，类似拜堂了。”张其才说，这时，男方往往以为事成了，放松了警惕，犯罪嫌疑人再找借口离开。而在去年三亚发生的3人被骗婚的案件中，和“拜公”这一环节安排相似的是“办酒席”，3名被骗者与女方办了酒席，女方取得礼金等后，男方的警惕性降低，当发现被骗时，女方已经不知所踪。

　　多起骗婚案件中相似的是，骗婚人员在骗得礼金等钱财之后，会用“亲人出车祸”、“需要去拿身份证”、“去借点钱来办酒”等借口一边拖延，一边迅速失踪，失去联系。

　　 “家庭地址”和“亲人”往往是虚假的。“他们认为洪阿公这种年纪老又残疾的，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张其才说，事发之后，洪阿公一口咬定不知情，这些被骗者往往也拿这名阿公没办法。此前发生的另一起骗婚案中，女方带男方回的家是临时租来的。

　　身份也往往是虚假的。有时候，诈骗者会刻意托词忘了带身份证等，用假名行骗;也有一些案例是女方办了假身份证，受骗人待发现被骗去查身份证才发现是假的。

　　“虚假身份是他们进行诈骗的外衣。”张其才说。

　　被骗者特征

　　多为农村大龄男子

　　连相亲的路费都是借的

　　张其才说，被骗者往往是农村的，家庭相对比较贫困，有些被骗者去相亲的路费都是跟人借来的。这些家庭贫困的大龄青年，社会交际面比较狭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急迫地想组成一个家庭。“诈骗者的外貌往往不错，容易吸引这些大龄青年。”

　　澄迈中兴镇的阿平今年33岁，家境贫困，父亲腿有残疾，耳朵也听不见。已经结婚的哥哥则因为嫂子身体不好的原因，帮不上啥忙。“家里穷，附近的人没有肯嫁过来。”

　　在一个被称为“伯母”的人的撮合下，阿平跟在东方的周荷联系上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称小燕(周荷的假名)母亲的短头发女子(即梁英)让阿平感觉很不对劲，但是，梁英让他不要多想，再加上梁英能说会道，阿平也就没有再多加怀疑，向亲朋好友借了钱之后，到东方商量结婚事宜。1月16日，阿平陪着“小燕母女”一起到昌江“拜公”，等办了酒席就去领证。“她跟我说不怕穷，靠自己双手赚钱就好”，阿平感动于小燕的通情达理，这样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子愿意跟着自己吃苦，阿平觉得就够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婚戏。

　　 “拜公”结束后，阿平带来的1.28万元彩礼、红包及之后买东西的钱给了“未来岳母”操办，身上只有80多块钱了。等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只能在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走来走去。他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天快黑时，还没等到人的阿平拨打了110。

　　警方给阿平和同行的人准备了盒饭，并将他们送到了一家宾馆。第二天，收到亲人汇来款项的阿平一行，狼狈地回到了澄迈家里。如今，阿平在一家工厂打工。

　　“借了那么多钱，我得赚钱还债。”阿平说。

　　折射现实

　　农村贫困男子结婚难

　　天价礼金催生骗婚案

　　 “这些骗婚案件集中反映的，是农村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男性多了，女性少了，就容易给诈骗案件发生提供空间。”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江红义分析说。

　　据海南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根据2010年普查的情况，在海南农村，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8.13比100。“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不平衡严重得多。”省统计局一位调研员说，这不仅让一些家境贫困的男青年遭遇结婚难，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28岁的阿星是此次案件的其中一名受害者，在他那定安雷鸣一个村子的家中，他以及另外两名年纪更大的哥哥都没能找到老婆结婚。“我家有3亩地，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家里的几间瓦房是阿星还在上初中时盖的，电视机和烘干机是仅有的家电。几年前，父亲生病去世时还留下了不少债务。

　　阿星有兄弟3人，大哥智商有点问题，已经40多岁还没娶妻。二哥虽然正常，但连小学都没上，只能在家帮忙做点农活，也已经30多岁。家里娶亲最大的希望，就在阿星身上了。

　　然而，希望最大的阿星借来了礼金却被骗了。“被骗的10多天里，我都不愿意出门。”阿星说，被骗后，他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基层地区男女比例失调，造就了天价彩礼现象，从而催生了部分骗婚案。

　　小李来自江西，是周荷等人口中所说的被骗婚的第一个人。目前在厦门打工的老李说起儿子小李的被骗，感慨连连，“以后再也不在省外娶媳妇了。”

　　老李说，小李之所以想来海南找媳妇，一方面是村里女孩子少，不好找。更重要的是，在他江西老家，要娶一个媳妇，礼金至少也要20万。一家人看到附近不少人都从海南娶的媳妇，就萌生了来海南找媳妇的念头，“听说七八万就可以了。”

　　谁知，小李一个人带着部分礼金约2万元来到海南之后，却被骗了。

　　律师建议婚前不要有大额金钱往来

　　虽然梁英、周荷等人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很缜密的骗局，但真的就毫无破绽了吗?假的名字，假的身份，假的娘家……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荣表示，这些骗婚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利用了受害人年龄大或自身条件不好不易寻找对象的心理，骗局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手法拙劣，受害人只要稍微有点警惕性，不要相信天上无端掉好事，或到公安部门查验身份证即可辨真假。可惜，竟没有一个受害人识破。对此，上述警方人士张其才也认为，虚假身份一般是诈骗人员的外衣，搞清楚了他们的真实身份，被骗的风险就会降低。

　　罗荣认为，这类案件，明显就是婚姻诈骗，简称婚骗，是以婚姻为诱饵诈骗钱财，俗称“放鸽子”，是最常见的婚姻诈骗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但是，除了这种婚前“放鸽子”的老式婚姻诈骗，现在已经演变出利用真实身份和证件进行合法登记结婚，然后卷走彩礼“失踪”。罗荣表示，这种因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了其非法目的，虽然本质上同诈骗没有区别，但警方难以立案，司法机关也难以定罪，是最难打击的。“这种情况下是，受害人只能查清对方身份，通过民事诉讼，起诉要求确认婚姻无效，并要求对方返还因婚姻得到的财产。”罗荣提醒，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对方拿到钱财后都会玩“消失”，即使通过民事诉讼，也不一定能拿回损失的财产。对此，罗荣建议，在建立婚姻之前或者婚姻初期，最好不要有大额的金钱往来，以免上当受骗。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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